1月11日,遼甯沈陽市鐵西區,人們在彰驿學校檢測(cè)點排隊等待核酸採(cǎi)樣。圖/新華
新冠讓核酸飛
本刊記者/彭丹妮
1月22日清晨,家住北京西城區月壇街道的肖明,還沒起床就聽到瞭(le)居委會工作人員在用大喇叭通知居民去做核酸檢測。她從窗戶往下一瞧,發現一夜之間,樓下竟然已經搭起瞭(le)用於採樣的帳篷。當天上午8時50分,當一位在北京西城區金融街工作的小夥子走到離單位最近的檢測點時,發現隊伍已經圍著(zhe)寫字樓繞瞭(le)三圈,大約挪動瞭(le)一個半小時後,才輪到自己採樣。
盡管北京最近的疫情幾乎都集中於(yú)南部的大興區,但此輪沒有“中招”的東城與西城兩區卻毫無征兆地啓動瞭(le)爲期兩天的全員核酸檢測。根據專家分析,北京此舉可能是出於(yú)對變異病毒的擔心,加之目前溯源工作也沒有完成,隻能擴大檢測規模。
1月24日傍晚,西城區公布瞭(le)過去兩天檢測(cè)的結果:檢測(cè)瞭(le)113萬人,初篩到1例陽性樣本,爲境外輸入病例複陽所緻。中國式的硬核防疫,讓“核酸檢測(cè)”這個原本生僻的醫學術語深入人心,成爲年度關鍵詞。
而體外診斷行業投資者與檢驗科醫生們,則将此看作“市場教育”的好機會。反複的、動辄上百萬、上千萬人的核酸檢測(cè),讓PCR基因擴增實驗室在全國遍地開花,造就瞭(le)一批上市公司與福布斯富豪榜新貴。
從“堰塞湖”到每天可檢1億人
在2020年之初,由於(yú)供應量不足,核酸檢測一度成爲武漢疫情防控的“堰塞湖”。當時,即使在武漢之外的地區,想做核酸檢測也沒有那麽容易,個人隻有出現發熱等症狀,去發熱門診就診才能檢測,更多時候,隻能以單位團體預約的形式來組織。但從去年夏天開始,個人檢測在國内普及,甚至不用提前預約,到瞭(le)檢測點,交錢、採樣,整個過程20分鍾就可完成,幾個小時之後就能拿到結果。
一張陰性結果的新冠核酸檢測報(bào)告,再加上綠碼,逐漸成爲新的“通關文牒”。有瞭(le)它,出差、返校、住院、送外賣……都可以通行,而這一轉變,都是在短短一年内完成的。
核酸檢測,在業界也叫分子診斷。1983年,美國科學家凱利·穆利斯發明瞭(le)PCR(聚合酶鏈式反應),這是最成熟的分子診斷或者說核酸檢測技術。利用PCR技術,将病毒核酸複制、擴大到幾十萬、幾百萬倍,然後通過一種熒光探針來捕捉。當擴增後的病毒濃度達到一個臨界值時,就會産生熒光信号,意味著(zhe)樣本中被檢測出攜帶新冠病毒。
肖豔群是上海市臨床檢驗中心細胞分子遺傳(chuán)學與分子病理研究室主任。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共有9000多人在上海臨床檢驗中心完成培訓拿到PCR上崗證,加入到上海的新冠核酸檢驗工作中去。目前,上海共有120多家PCR實驗室,其中有70多家都是因檢測(cè)新冠而新增。
過去,很多基層醫院沒有開展核酸檢測的能力。去年4月,國家衛健委要求,所有縣區級以上疾控機構、二級以上綜合醫院要抓緊進行改造,在短時間内形成核酸檢測能力;去年8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提出,到9月底前,縣域内至少一家縣級醫院具備(bèi)核酸採(cǎi)樣和檢測能力。
在這個大背景下,各地掀起PCR基因擴增實驗室建設潮。在山西,到去年8月,該省區、縣已全部具備(bèi)核酸檢測(cè)能力,其中108個縣完成PCR實驗室建設,能開展新冠核酸檢測(cè)的醫療機構從最初的14所增加到174所,一天最大檢測(cè)量達到7.4萬人份。
在這一輪公衛基建潮中,河南省縣級市汝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拿到瞭(le)500萬元的經費,其中300萬都投向瞭(le)PCR實驗室。該醫院檢驗科主任王軍說,過去,他們沒有全自動核酸提取儀,提取環節要手工操作,在這筆(bǐ)錢的支持下,去年12月,他們斥資40萬元購置瞭(le)一台全自動提取儀。
對(duì)此,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檢驗科檢驗員劉爲勇說,在疫情之前,即便是武漢的協和醫院、中南醫院這些大三甲醫院,也都沒有這種全自動(dòng)核酸提取儀。
在2015年~2019年間,國内分子診斷供應商聖湘生物的PCR相關儀器銷售瞭(le)不到1000台,但在2020年一年,這一數字漲到瞭(le)6000多台。投資瞭(le)很多新冠相關醫療公司的普華資本董事總經理何騰龍透露說,國内一些PCR儀器廠(chǎng)商的訂單已經排到瞭(le)後年。
檢測方法也在提升。武漢“十天大會戰”時,首次採取瞭(le)5合1的混檢法,即五個人的咽拭子标本混在一個檢測管裏面進行檢測。從7月23日開始,遼甯省新冠檢測專家組組長劉勇又研發瞭(le)10合1混採檢測技術。緊急情況時還有緊急手段,比如華大基因的氣膜艙“火眼”實驗室,以及各種應用於(yú)機場、室外的移動方艙實驗室。
所有的這些努力,使得中國核酸檢測(cè)的能力迅速提升。有媒體計算,即便是春運返鄉的人們需要人手一份核酸報(bào)告,現在的檢測(cè)能力也足以應對需要。新冠試劑盒也早已産能充足,甚至過剩,從去年3月起,已經有很多公司向國外市場銷售試劑盒。
1月13日,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介紹,全國共有8437個醫療衛生機構可以開展核酸檢測,在不採用混檢隻用單管檢測時,每天能檢測1255萬份樣本。這兩個數據,與去年3月底時相比,意味著(zhe):可開展核酸檢測的醫療機構增加瞭(le)4倍,可以檢測的樣本數量翻瞭(le)10倍。在極端情況下,按照10:1的混檢法,中國每天可檢測1億人次以上。
1月22日,在北京西城區展覽館前廣場的核酸採(cǎi)樣點,醫務人員爲採(cǎi)集核酸樣本做準備(bèi)。
找出每一個病毒
核酸檢測(cè)、流調(diào)追蹤、隔離治療、“動态清零”,是中國進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階段的一套組合拳。而核酸檢測(cè)的規模,則在實踐中不斷擴展。
國内最早的一次全員核酸檢測,是武漢的“十天大會戰”,雖然這次最終用瞭(le)19天的時間。在去年6月的北京新發地疫情中,北京政府也提出來要對全市2000多萬人開展核酸篩查,但當時專家反複多次建議,覺得沒有必要,於(yú)是核酸篩查到瞭(le)1000萬人左右就停瞭(le)下來。
中疾控首席流行病學專家吳尊友此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從控制傳染病傳播流行的科學角度來說,全員檢測確(què)實沒有必要。但這種專業判斷存在1%~5%的不確(què)定,這種不確(què)定性,會讓大家心裏沒底。“做瞭(le)核酸篩查以後,老百姓和行政官員心裏就踏實瞭(le)。”
在這種邏輯下,全員核酸檢測(cè)逐漸成爲新的常規操作。2020年9月18日,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強調,秋冬季新冠肺炎和流感等呼吸道疾病交織疊加,防控任務艱巨,確(què)保人員、設施、物資、能力到位,一旦發現聚集性疫情,在5~7天内完成所在地區全員核酸檢測(cè),最大程度控制疫情擴散蔓延。
在青島,去年10月中旬時,14個感染者引發瞭(le)這座城市約1090萬份的全員核酸檢測(cè),結果均爲陰性。此後不到半個月,新疆喀什也出現瞭(le)疫情,當地也很快完成瞭(le)全地區全員核酸檢測(cè),總人數約474萬人,部分縣區甚至開展瞭(le)四輪核酸檢測(cè)。之後,内蒙古滿洲裏、大連、沈陽、北京順義、河北石家莊和邢台等地均開展過多次全員核酸篩查。
盡管“揪出”病毒的決心是強烈的,但總有病毒躲過篩查。假陰性的問題早在去年武漢疫情期間就已引發熱烈讨論,但直到現在,依然不時有感染者要做瞭(le)好次核酸檢測才能被發現,漏檢依然無法避免。就在此次河北疫情中,有人做瞭(le)5次、8次甚至11次核酸檢測才確(què)診。
多位專家認爲,檢測試劑盒不能爲這一問題“背鍋”。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檢驗科劉爲勇就表示,在武漢疫情早期的時候,因試劑盒審批上市比較倉(cāng)促,可能靈敏度比較差;再加上感染人數太多,採(cǎi)樣人手不足,樣本沒有採(cǎi)到位等原因,使得假陰性問題在當時一度非常突出。
但劉爲勇指出,去年以來,試劑盒的靈敏度一直在不斷驗證、優化,到如今,這方面的提升空間已經不大瞭(le)。假陰性問題更多與檢測的其他因素有關,如採樣部位、患者病程等。比如,感染者在剛剛發病的1~3天之内爲急性期,陽性率就很高,但随著(zhe)病情發展,鼻咽拭子的檢出率會有所下降,要到病程晚期才再次更容易檢出。
肖豔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三四月份,她所在科室對國家當時批準的新冠檢測試劑做瞭(le)一次評估,發現它們之間的靈敏度差異可以達到16倍,最低的能檢測到每毫升200個拷貝(bèi)的病毒,最高的要到7000多個拷貝(bèi)才能檢測出來。到瞭(le)11月,實驗室又對上市的20多個試劑盒中的17款進行瞭(le)評估,發現靈敏度差距已經明顯縮小。
每毫升樣本能夠檢測(cè)的拷貝(bèi)數量越低,說明試劑盒靈敏度越高。國家衛健委在2020年12月30日的一份文件中建議,醫療機構應選用能檢測(cè)到500個拷貝(bèi)以下的試劑盒。從當時獲批的21款試劑盒的說明書來看,隻有一款的靈敏度達不到這個要求。
體外診斷行業知名評論員、深圳博德緻遠公司CEO楊奇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爲提高核酸檢測的準確性,這一年專家們開瞭(le)很多次學術讨論會。業内已經基本形成瞭(le)一個結論:無論技術如何改善,由於(yú)種種原因,漏檢率可能仍會高達20%~50%。
既然如此,那就隻能在檢測(cè)環節下功夫。一種做法是,增加大規模篩查的次數。比如,石家莊在1月6日~9日完成瞭(le)全城1025萬人的首輪全員檢測(cè),發現354例感染;到瞭(le)1月14日傍晚8點,又完成第二輪全員檢測(cè),發現陽性病例247例。而在感染者比較集中的石家莊藁城區,當地已經在1月15開始瞭(le)第四輪核酸檢測(cè),石家莊則在随後的20~22日三天裏,又進行瞭(le)第三輪全員檢測(cè),檢出陽性結果30例。
一旦發生局部疫情,核酸陰性這一通行證的有效期就變短,人們需要測核酸的頻率就陡然上升。在香港疫情高發時,去年8月5日,深圳與珠海疫情防控指揮部就要求,從香港入境的人士,須持有1日内生成的陰性報(bào)告,此前這一有效時限爲3天。1月上旬,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發生疫情,當地政府就規定,如需離開綏化市,須持3天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1月9日,北京順義區報(bào)告瞭(le)新發病例,當地多個小區封閉,人們出入社區需持兩天内的核酸陰性報(bào)告。
檢測的方式也在升級。1月19日,北京大興有一個9歲學生確(què)診,他所在學校的全體學生、教職工等人進行瞭(le)鼻咽拭子、口咽拭子、肛拭子及血清檢測。爲何增加肛拭子這一項?感染科專家解釋說,這是爲提高檢出率,降低假陰性的概率。去年3月,臨床曾發現出院新冠患者複陽人數較多的現象,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盧洪洲就表示,上海的新冠患者出院标準更嚴格,其中一項标準就是肛拭子核酸檢測爲陰性。
中國到底做瞭(le)多少核酸檢測?或者問:中國還有多少人沒有做過核酸檢測?目前並(bìng)沒有這方面的系統統計。隻有一個相關數字,在2020年9月29日這一天,美國的核酸檢測總量越過1億人份大關,位居全球第二。但總量最多的,卻仍是確診病例數與美國相比已是微乎其微的中國——核酸檢測量高達1.6億人份。
這些數字很抽象,但是現在,當在北京的人們用滴滴叫車後,最先跳出的一個頁面上寫著(zhe)“司機7日内核酸陰性”,這意味著(zhe),核酸檢測已經成爲瞭(le)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國内疫情初期的至暗時刻,用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是新冠患者,恰恰相反,現在,它被用來證明一個人不是新冠患者。
四川成都的一家生物公司内,潔淨車(chē)間工作人員将可檢測(cè)新冠病毒的核酸檢測(cè)試劑盒芯片送進印制機器。圖/中新
造富神話與價格跳水
2021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提出,春運期間,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人員須持7日内核酸陰性證明,並(bìng)居家隔離14日,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cè)。這個消息旋即引發熱議。
當“新時代的鄉愁”等各種段子引來網友笑聲時,産(chǎn)業界正摩拳擦掌。在這個消息發布的次日,即1月21日,在新冠肺炎檢測(cè)概念闆塊的24隻個股中,有23隻應聲上漲。有證券公司指出:春節總體核酸檢測(cè)需求量爲6億次,試劑盒廠商将有150億元~300億元市場;能爲檢驗機構帶來600億元~1200億元的市場增量。
因爲疫情,2020年是醫療器械闆塊的高光年。近期公布2020年業績預告的31家相關上市公司中有29家業績均爲增長。明德生物、達安基因、東方生物等涉及到新冠檢測(cè)的公司都有1000~2000倍的淨利潤增長。疫情對於(yú)普通人來說是“黑天鵝”,但對於(yú)另一些人卻是風口,比如戴立忠。
2008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生物化學博士後,並(bìng)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酸試劑公司工作的戴立忠回國,在家鄉湖南創立瞭(le)聖湘生物。一開始,聖湘生物的銷售額隻是幾千萬元左右的級别,但每年都有30%左右的增長,直到去年實現瞭(le)大爆發。這也體現出核酸檢測行業的發展趨勢:體量小,但增長快。
聖湘生物以診斷(duàn)試劑、儀器、第三方醫學檢驗服務爲主營業務,預計2020年實現6375%~7008%的淨利潤增幅,是該領域漲幅最高的公司。2020年8月28日,聖湘生物挂牌上市,被稱(chēng)爲“抗疫第一股”,這讓戴立忠的财富市值超過150億元,跻身福布斯億萬富豪隊列。
中國的體外診斷(duàn)企業規模不算大,競争格局比較穩定。以聖湘生物爲例,盡管2020年淨利潤增幅看起來7000倍左右的漲幅,但絕對(duì)值也隻是26億元左右,而2018年和2019年的淨利潤基數分别隻有600多萬元和4000萬元左右。
何騰龍曾經在華大基因工作,他說,1990年代中後期,國内一些企業抓住代理羅氏等企業進口PCR儀器的機會,開發相配套的核酸檢測試劑産品,很早就實現瞭(le)核酸檢測試劑的國産化。現在國内公司的儀器也做得比較好,總的來看,中國的PCR技術並(bìng)不滞後歐美多少。
核酸試劑技術門檻並(bìng)不高,一些科研能力強的實驗室也能自己研發試劑盒,何騰龍說,主要就是審批麻煩,這也是這一行業最主要的門檻。緻病性病原體相關檢測試劑,屬於(yú)體外診斷試劑的第三類,也就是醫療器械中的最高審查級别,正常情況下,審批至少要2~3年。
核酸試劑市場(chǎng)雖然量小,但是利潤高。2019年,聖湘生物核酸檢測(cè)試劑銷售2.29億元,占總營收比62.56%,毛利率高達82.19%,核酸檢測(cè)試劑是該公司的核心利潤來源。
“核酸檢測(cè)能便宜點嗎?都做三次瞭(le),要破産瞭(le)。”一位成都的網友調侃,因爲近期要做一個小手術,醫生開瞭(le)單子讓他去做核酸,價格是130多元。在另一端,試劑盒供應商們卻在喊:價格太便宜,無利可圖瞭(le)。
盡管國家醫療器械集中採購的“火”還沒有燒到體外診斷領域,但因疫情原因,新冠試劑盒提前進入瞭(le)集採。福建於(yú)去年5月初完成瞭(le)新冠核酸試劑的集採,四家中标企業的成交價在16元~20元之間,比集採前便宜瞭(le)80%;類似的,在最先開始新冠試劑盒集採的湖北,核酸試劑盒的價格也下降瞭(le)81%。
去年4月末,安徽省将核酸檢測(cè)價格從400元下調至220元,到瞭(le)7月,安徽再次下調收費,最高限價爲60元;同年6月,重慶市降低新冠檢測(cè)費用,單次最高限價爲50元,試劑盒降至25元,做一次核酸檢測(cè)的費用在75元……北京、上海、江蘇、天津等地也已下調至120元每人/次。
“一開始就跟賣水一樣的(賺錢)。”一位業界人士說,但集採(cǎi)過後,降價比較狠,拿到多個省份訂單的公司,就占據瞭(le)市場,沒中标的可能就賣不動瞭(le)。戴立忠也說,“說老實話,集採(cǎi)還是挺殘酷的,現在試劑盒利潤很薄,微乎其微,小企業的生存越來越難瞭(le)。如果一個小公司主要就靠幾個産品的銷售額,創新能力又不行,那在這場競争中很有可能會被整合甚至淘汰掉。”
下一步往何處去
新冠檢測中,主要用到的檢測手段包括抗原、抗體與核酸檢測,前兩種都屬於(yú)免疫檢測。核酸陽性能直接證明病毒的存在,而抗體、抗原的檢測是間接的,隻有在感染後的特定時間段能夠檢測到,因此,核酸檢測仍是公認確(què)診新冠肺炎的“金标準”。當PCR各個環節操作得當的時候,它的靈敏度幾乎是100%。
但楊奇賢也指出,跟免疫檢測(cè)快速驗孕、抽血查生化這些十幾分鍾就能完成的檢測(cè)相比,分子診斷還是太慢瞭(le),需要幾個小時,而改進這一環節的難度很大。
快速、高效的檢測,對美國這樣深陷疫情的國家有著(zhe)重要的現實意義。去年8月,美國FDA批準瞭(le)體外診斷行業的巨頭、美國雅培公司的新冠快篩檢測卡的緊急使用授權。該檢測卡外表像一張信用卡,使用起來非常方便,不需要任何設備,在15分鍾内出結果,且僅需5美元。
還有一種辦法是發動人們自行採樣,從去年11月開始,美國陸續有一些州把採樣套件分發給居民,然後再郵寄到檢驗室。不過,這出現瞭(le)一些問題,包括採樣無效、很多人領回家套件又不寄回去等等。FDA去年11月17日還批準瞭(le)第一款家用新冠檢測套件的緊急使用授權,使用者利用鼻咽拭子採集樣本後放到小瓶子中,接著(zhe)将小瓶子插入一個小型檢驗裝置,30分鍾内會亮燈顯示使用者結果。
這些方法聽起來更加簡便易行,中國是否也可應用這些辦法?多位專家指出,這些産品都是採(cǎi)用抗原檢測的原理,不屬於(yú)核酸檢測,靈敏度不高。比如,雅培的新冠快篩檢測卡,如果在感染者出現症狀的一周内採(cǎi)樣,靈敏度能夠超過95%,但在一周以後,就驟降到75%。不管是靈敏度不高還是人們可能會瞞報、謊報等因素,以上方法都很容易造成漏檢,而對於(yú)正在“死磕”檢出率的中國來說,這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同時,因爲中國疫情控制比較好,人們就算去醫院或第三方機構檢測(cè),在途中感染上的概率也不大。楊奇賢說,對於(yú)很多無症狀和輕微症狀的感染者,美國的做法是讓他們居家隔離,病情嚴重時再去醫院;但中國是一發現就立刻隔離,所以也不會批準這種在家自檢産品。
戴立忠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他剛剛回國那會兒,國内配置一個PCR實驗室,基本上以進口儀器爲主,需要150萬~300萬元,而且不少核酸檢測項目做一次需要近千元。後來,随著(zhe)分子診斷越來越國産化,這個成本降到瞭(le)幾十萬元,核酸檢測費用也下調不少。但它依然沒有那麽普及。在美國、比利時、韓國等多個國家,無數創新公司的目标就是生産便攜化的PCR設備。
截至1月21日爲止,中國新冠疫苗已經接種超過1500萬人次。随著(zhe)免疫屏障的逐步建立,疫情防控的主戰場将從核酸檢測(cè)、隔離治療等逐漸讓位給人體的免疫力。當疫情的大潮退去,轟轟烈烈的分子診斷領域會出現“哀鴻遍野”的狀況嗎?
多位受訪者認爲,這肯定是個短期生意,雖然新冠核酸檢測(cè)的需求不會消失,但就像流感檢測(cè)一樣,未來隻是一個常規診斷(duàn)項目。以此爲契機,人們看好分子診斷(duàn)的未來。
全國衛生産業企業管理協會醫學檢驗産業分會會長宋海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便疫情過去瞭(le),精準醫療的需求是剛性的。過去受條件限制,分子診斷基本上都在大醫院,現在實驗室建立瞭(le)、儀器設備(bèi)有瞭(le),那開展更多檢測項目就不應該有問題。
由該協會等組織撰寫的《中國體外診斷行業報(bào)告(2019年)》中,2017年~2019連續三年裏,在協會幾千個成員企業中,多數都認爲未來3~5年體外診斷裏最具發展潛力的産(chǎn)品線就是分子診斷。
分子診斷的業務有兩種,一是感染性疾病的病原體診斷,比如,乙肝、丙肝、甲流、乙流、HIV、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常見的病原體鑒定;二是基因檢測,比如遺傳病篩查、癌症病人精確(què)突變(biàn),還有一些藥物适用性的突變(biàn)位點檢測等等。
何騰龍所在的投資公司以前在分子診斷領域隻投瞭(le)一些上遊的原料公司,但現在打算在這個産(chǎn)業内做更多的投資布局,包括儀器方面、核酸試劑,還有一些檢驗公司。這倒不是疫情下的機會主義,他說,“2019年開始,業界已經看到瞭(le)它有蓬勃發展的迹象。”
戴立忠描繪瞭(le)那個核酸檢測(cè)普及化的世界:且不說動植物、食品這些領域,就拿醫療來說,核酸檢測(cè)涉及預防、診斷、精準治療、個性化用藥、遺傳病檢測(cè)等等。當核酸檢測(cè)像抽血化驗一樣簡單、便捷後,它更像是一個日常檢測(cè),比如,在公衛領域,結核杆菌、癌症等疾病的早篩、早防,可能會越來越多,他認爲,“隻要解決瞭(le)可及性,市場潛力是沒有天花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