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塔院子弟去青海221廠尋訪父輩(bèi)足迹，在原子城紀念館裏的紀念牆前合影。紀念牆上刻著(zhe)的6500位核工業創業者的名字，已經模糊難辨。圖/受訪者提供
塔院5号樓的故事
“搞原子彈(dàn) ，就是反複試驗。試驗回來瞭(le)分析 ，分析瞭(le)再試驗 。你隻要不怕困難，一次比一次成功，完全成功瞭(le) ，原子彈(dàn)就出來瞭(le)。”
原核工業部副部長刁筠壽反複強調著(zhe)這一點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面前的這位老人 ，今年105歲，坐在輪椅上，眼睛已看不見 ，聽力也有困難。他作爲“九院”黨委第二書記 ，參加瞭(le)青海221基地和四川902基地的創業建設，可謂碩果僅存的核工業元老級人物之一，但或許由於工作性質 ，名字卻幾乎不爲公衆所知 。
即便他們的孩子，也是要到多年以後，才逐漸瞭(le)解父輩(bèi)的工作，瞭(le)解到自己從小生活的“塔院”，是個“驚雷出自無聲處”之地。
而其中的塔院5号樓 ，更是出瞭(le)王淦昌 、程開甲、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 、於(yú)敏6位“兩彈一星”元勳。
金色時期
塔院位於(yú)海澱區花園路北端 。當年這裏因人煙稀少、又離蘇聯答應提供的原子彈樣品（後來並(bìng)未提供）預定卸貨的西直門火車站不遠而被選中。作爲辦公區的花園路3号院 ，和作爲生活區的塔院1号院，於(yú)1958年下半年同時開工建設。
塔院1号院是一座布局規整的長方形院落，因其南邊有一座建於(yú)明朝的七層八角磚塔而得名 。塔院裏建起瞭(le)8棟單元住宅樓 ，兩棟樓一排，共4排，從北至南爲1-8号樓。
先蓋起來的1至4号樓的外牆都是黃色的，周圍老百姓不知道這裏是什麽單(dān)位的宿舍，習慣稱(chēng)這裏爲“黃樓”。黃樓有大陽台和獨立衛生間，因爲是按蘇聯圖紙修的，甚至還有浴缸。
1962年左右，又建起瞭(le)5号樓。5号樓是塔院中裝修檔(dàng)次最高的，地面鋪實木地闆 ，衛生間裏有抽水馬桶。這棟樓本來是要給蘇聯專家住的 ，因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這棟樓就主要分配給院領導和專家居住 。
刁筠壽家住5号樓1單元301室，對面的302是副院長(zhǎng)馬祥家。樓下的201住著(zhe)第一副院長(zhǎng)吳際霖，202是副院長(zhǎng)郭英會家 。101住的是副院長(zhǎng)兼理論部黨委書記彭非 ，對面是理論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理論部副主任何桂蓮住401，對面是兩航起義的骨幹 、從香港回來的李啓廉 。程開甲 、朱光亞、俞大光等住在二單元，鄧稼先 、秦元勳 、龍文光等住三單元 。
吳際霖的女婿唐信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塔院建成後，甚至一直到80年代，住5号樓都是某種身份的象征。其中，最東邊(biān)的一單元位置最好，總共四層(céng)的樓房中 ，二樓又被認爲是最佳樓層(céng)。
住在二樓的吳際霖和郭英會都是九院元老。1957年，中央決定在二機部成立專門研制核武器的機構 ，即核武器局，對外稱“九局”，不久後又在九局下面成立瞭(le)一個核武器研究所 ，對外稱“九所”。籌建時，最初隻有三個人——局長(zhǎng)兼所長(zhǎng)李覺将軍、分管科研的吳際霖和分管行政的郭英會 ，白手起家。
1964年3月，實爲三位一體的九局、九所和青海221更名爲二機部第九研究設計院 。李覺任院長(zhǎng)兼黨委第一書記，刁筠壽任第二書記。後來機構和名稱雖屢經變(biàn)化，“九院”卻成爲一直沿用下來的習稱 。
塔院就像一個小社會，有自己子弟小學和幼兒(ér)園 。當(dāng)時北京已有五一、六一 、七一 、八一 、十一小學，因此塔院子弟校就叫九一小學和九一幼兒(ér)園 ，正好機關也叫九所 。
九一小學是一座T形的紅色磚混三層(céng)樓 。那時的中小學都是木頭黑闆、電燈泡 ，這裏卻是當時少見的玻璃黑闆 ，日光燈明如白晝。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後，很多大學畢(bì)業的俄文翻譯工作量驟減，有幾位就調來子弟校當老師。刁力的班主任就是位俄文翻譯。班上才三十幾個人，程開甲和朱光亞的女兒都在這個班上。
塔院很奇特 。家家戶戶幾乎都是母親帶著(zhe)幾個孩子生活，父親多半都在青海 。外邊人對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院子充滿好奇，有人戲稱爲“寡婦院”。副院長彭非的女兒彭康康（後随母姓改名爲李康）記得，院子裏的每個孩子脖子上都挂著(zhe)鑰匙，而這個鑰匙能打開數家的門！忘瞭(le)帶鑰匙就找别家孩子幫忙，隻要試幾把 ，就一定能打開。
在很多塔院孩子的回憶中，關於(yú)60年代上半期的記憶都是金色的。那時候的天氣比現在冷 ，冬天總是下大雪 ，春天不化。北土城有很多大樹，像個森林。周圍被農田包圍，夏日蛙鳴此起彼伏 ，間雜著(zhe)蛐蛐和蝈蝈的叫聲，院牆外的大片玉米地被風吹得嘩嘩作響，偶見農家的炊煙袅袅。
九院的工作人員都是從各地來的頂尖人員 ，九院人拿著(zhe)鄧小平簽發的命令去全國各地，需要什麽人，就調什麽人。食堂的師傅於阿根曾是錦江飯店的大廚、一級勞動模範 。除瞭(le)科研人員，還有很多高級技工。周志興的父親是八級電焊工，被調進九院後，全家都獲得瞭(le)北京戶口 ，還在塔院分到瞭(le)一套兩居室的住宅。
足球是塔院的傳統運動 。5号樓的孩子們足球踢得最好，各樓聯隊不是他們的對手，在外面約球也無敗(bài)績 。戰績如此顯赫 ，主要是因爲球隊主力——李啓廉的雙胞胎兒子李惟淼 、李惟霄兄弟 ，兄弟倆後來踢進瞭(le)北京隊。
塔院裏的孩子還興下圍棋，而且興和大人下 。刁銳聽說樓上的何桂蓮叔叔圍棋下得好，就上門去請教，每次都是大敗(bài)而歸。小夥伴谷曉雲常找鄧(dèng)稼先下棋，推薦他也去。一天，他敲門去挑戰，鄧(dèng)稼先爲人寬厚，來者不拒。下過幾盤，互有勝負 。他記得，鄧(dèng)稼先不管輸赢 ，都是笑呵呵的。
塔院很多孩子都有和鄧稼先下圍棋的記憶。有人回憶，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大家都到院裏的九一幼兒園去躲地震 ，鄧稼先在過道上就擺下戰場，一手拿煙一手拿著(zhe)一杯茶，笑迎所有對手。赢瞭(le)棋之後他會開心地笑著(zhe)看對手，透著(zhe)一種舍我其誰的神态。
刁銳的母親是理論部支部書記，家裏常有理論部的年輕人來，與她談工作、談心，也說家裏的困難、婚姻戀愛(ài)的困惑等等。刁銳說 ，當(dāng)時的黨務工作就是這樣的。
九院理論部是真正的藏龍卧虎之地。時任二機(jī)部部長(zhǎng)劉傑曾說，核武器的龍頭在二機(jī)部，二機(jī)部的龍頭在九院，九院的龍頭在理論部 。
理論部有著名的“八大主任”。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勳 、周毓麟、江澤培、何桂蓮、於(yú)敏。知識分子想法比較多，科學大家們各有各的專業和理論，每個人的個性也都很強，争論起問題來甚至會臉紅脖子粗，但是在工作方案確(què)定之後會放棄自己的見解，齊心協力完成任務。
刁銳說，當時原子彈攻關強調集體的力量，叫“多路探索”。“你證明瞭(le)一條路是錯誤的 ，也是成績，因爲就避免瞭(le)别人再走這條路。現在做科研，這種情況就很難出現，有人會說你沒幹活沒幹成。但是在當年，這種失敗(bài)的探索也叫成績。”
在九院人心中，在氫彈理論攻關中做出重大貢獻的黃祖洽就是這樣一位瞭(le)不起的探索者。雖然後來他沒有被授予兩彈元勳稱(chēng)号，但九院人都無比敬重他 。
“文革”歲月
世外桃源般的塔院生活結(jié)束在1966年。
“文革”開始後，仿佛一夜之間 ，一切都變瞭(le)。在塔院生活、工作瞭(le)一輩(bèi)子的許金鴿記得 ，有一天 ，小賣部外面貼出一張通告，上面是塔院有地主資本家成分的住戶的名單 ，她的爺爺奶奶也在其中。她的爺爺受不瞭(le)紅衛兵的淩辱 ，割喉自殺未遂，被遣返回老家。他們姐弟三人被父母接到青海221基地，離開瞭(le)塔院。
彭康康記得，對門的周光召家被抄瞭(le)，她的玩伴周瑩一個人在大門敞開的亂七八糟的家裏哭。樓上的吳際霖家也是一片狼藉 。他的母親自殺身亡，妻子受刺激太大 ，精神變(biàn)得不正常 ，彭康康經常看到院裏的小孩欺負她。吳家和彭家都被趕出瞭(le)5号樓，趕到西平房居住。
1968年，九院從(cóng)二機部劃歸國防科委，整建制進入軍隊系列。大院開始軍事化管理，每天早晨6點、下午2點、晚上10點，會響徹(chè)起床、上班和熄燈的軍号聲 。
1969年，塔院的人家大多去瞭(le)河南駐馬店上蔡縣的五七幹校，或是四川新建的902基地。院裏變(biàn)得空蕩蕩的。塔院之“塔”也在這一年被拆瞭(le) ，因爲塔院生産大隊要蓋豬圈，沒有磚頭。
整個塔院的人都在搬家，一輛小卡車(chē)在塔院轉來轉去收廢品，收的全是書 。陳昌浩編(biān)的厚厚幾百頁、大開本的《俄華辭典》，五毛錢一本。
刁家兄弟都去插隊，年底回京幫(bāng)母親收拾東西去五七幹校，臨行前去看望舅舅彭非。彭非抗戰時期參(cān)加山西新軍“抗敵決死隊”，被認爲有曆史問題 ，受到隔離審查，後來染病高燒不退，才被放回家，已是肺癌晚期。舅舅囑咐他們 ，要好好工作，聽黨的話跟黨走 。到幹校的第二天，就傳來他去世的消息 。
理論部副主任黃祖洽和秦元勳都被發配去瞭(le)幹校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時，秦元勳活躍地向村裏的鄉親講解人造衛星的知識，他的大兒子秦朝斌還用數隻二踢腳炮仗做瞭(le)一個“三級火箭”，在水塘邊(biān)進行發射演示。秦元勳說，自己也會設計人造衛星。
當時，黃祖洽的兒子黃碩聽瞭(le)心想，這個人真會說大話。人造衛星是國家的高端技術，我們幹校的這些普通人怎麽能比呢？多年後他才知道，這些人還真不是普通人。直到“文革”快結束，他才從(cóng)母親那得知 ，“搞物理”的父親是搞原子彈、氫彈研究的，秦元勳叔叔是數學奇才。
1972年，黃祖洽結束瞭(le)幹校生活，先去瞭(le)四川 ，後回京 ，搬進瞭(le)塔院6号樓，與人合住一套單(dān)元 。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黃家搬到瞭(le)5号樓1單(dān)元三樓。
王淦昌原來住科學院的專家樓，去四川工作再回北京後 ，原來在科學院的房子沒有瞭(le)，搬到塔院5号樓 。後來當瞭(le)二機部副部長後，又搬去瞭(le)木樨地22号樓 。22号樓的院子很小，他每天早鍛煉圍著(zhe)院牆走，一天被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撞倒，腿斷瞭(le) ，卧床不起。本來身體不錯的他，沒多久就去世瞭(le)。“貢獻如此大的一位老科學家，最後遭到這樣的意外，真是非常令人悲傷。”刁銳說。
1976年，吳際霖病危 ，女婿唐信青從(cóng)外地趕(gǎn)回塔院。
唐信青1961年從北京航空學院自動控制系畢(bì)業，分配到九所“五室”做自動化控制工作 。青海221廠建好後，他随九局和九所（除理論部外）遷去瞭(le)青海。他每周都會去廠圖書館，久而久之，與吳際霖長女、在圖書館管理内部資料的吳昌久相熟 ，1966年結婚。婚後好景不長 ，1969年 ，221廠進入“二趙”（軍管組長趙啓民、副組長趙登程）軍管時期，吳際霖、彭非、袁冠卿等廠領導和俞大光、陳學曾等專家都被關押審查 ，唐信青也被關瞭(le)一年。1972年9月，吳際霖獲準回京治病。
唐信青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從他結婚到吳際霖去世，10年裏家人總不在一處，全家人從未在一起吃過一次年飯 ，因此他與吳際霖相處的時間並(bìng)不多 。吳際霖去世後，他留在瞭北京 。由於九所安排不瞭那麽多人的工作 ，他去瞭二機部核武器情報室工作 。他記著(zhe)嶽父臨終前的囑托，一直跟妻子和兩個孩子住在塔院，照顧有病的嶽母 。
當(dāng)時，吳家已從(cóng)201搬到對門的202，和郭英會家對調。唐信青聽妻子說，這是因爲吳際霖的母親在家裏自殺，家人不能再承受刺激。
不久 ，郭英會調到國防科工委，搬離瞭(le)塔院。鄧稼先一家從(cóng)三單元301搬瞭(le)過來，住進這套房子 。
1979年4月，九院爲吳際霖、彭非和袁冠卿舉行瞭(le)平反昭雪大會(huì)。
袁冠卿也是九院建院早期的副院長(zhǎng)，“文革”中受到迫害和關押，1973年含冤去世。袁冠卿去世後，老領導李覺告訴他家人，其實5号樓建好後，專門給袁冠卿留瞭(le)一套，被他謝絕瞭(le)，說還是留給專家和科技人員住吧。袁家一直住在2号樓。
最後的老住戶
80年代初，於(yú)敏家搬到瞭(le)5号樓3單元201。這套房子原來合住的兩家被調到瞭(le)塔院别的樓裏，房子分給瞭(le)他家。
1965年初 ，爲突破氫彈理論，黃祖洽任組長、於(yú)敏任副組長的原子能研究所“輕核理論組”31人調入九院。由此 ，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齊聚理論部。不過，那時5号樓已住滿瞭(le)，黃祖洽和於(yú)敏都沒能住進去。
於(yú)敏家剛搬進塔院時，住在7号樓，與另一家合住。1969年於(yú)敏和家人去瞭(le)四川902基地，70年代初回北京後 ，搬到3号樓。這是一套兩居室，帶一個很小的客廳，六十多平方米。
於(yú)辛小時候對父親工作的印象，就是家裏常常來人。開始他總想湊上去聽，父親就把他趕出去 ，但院裏孩子也沒什麽人跟他玩 ，他隻能在樓外待著(zhe) ，所以他小時候特别不喜歡家裏來人。
於(yú)辛印象最深的是鄧稼先伯伯，覺得他特别和藹(ǎi)可親。“他的壓力很大。他的特點是學術水平很高 ，又很民主，因此能把所有人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於(yú)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塔院子弟何爲曾回憶，“文革”時他正上小學二年級，老師經常給他們講階級鬥争的故事。一次上樓找小朋友玩，路過於(yú)敏家，看到於(yú)敏和鄧稼先兩位叔叔正在樓道裏嘀嘀咕咕，看到他立刻警覺地往樓下走。等他下樓回家時，兩個人還站在總是烏煙瘴氣塵土飛揚的垃圾道跟前嘀嘀咕咕，他就從樓門洞裏悄悄監視他們，可惜很快被發現瞭(le)，吓得撒腿就跑瞭(le)。
“文革”後，九院的領導(dǎo)層(céng)開始離散。
1968年副院長(zhǎng)郭永懷飛機失事殉職，1972年副院長(zhǎng)彭桓武調(diào)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長(zhǎng)，1978年王淦昌調(diào)任二機部副部長(zhǎng)兼原子能所所長(zhǎng)。
八大主任裏面，鄧稼先調到院裏當院長(zhǎng)，周光召調到中科院，黃祖洽調到北師大，秦元勳、江澤培也先後離開。原先八大主任裏四個搞物理的，四個搞數學的，留下來的隻有於(yú)敏、周毓麟、何桂蓮三人，搞物理的隻有於(yú)敏一人。
“很多能幹的人都離開瞭(le)理論部，‘上面的人’也走瞭(le)。那時候社會上說‘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這是真事。”於(yú)辛說。
改革開放初期，四川九院的八級工自己做電扇搞創(chuàng)收。這些電扇運行起來一點聲音都沒有，不像市場(chǎng)上賣的電扇轉起來嗡嗡響。
80年代，於(yú)敏本也有機會走。那時錢三強去中科院瞭(le)，跟他談瞭(le)幾次，希望他去，但於(yú)敏考慮到還要做新一代核武器，在國家利益和個人興趣之間，他再一次選擇瞭(le)留下。
“二趙”時期，炸藥冷試驗出瞭(le)問題，軍管人員懷疑有人搞破壞，鄧稼先和於(yú)敏都進瞭(le)“學習班”。軍管組告訴於(yú)敏，你隻要承認這不是技術問題就行，其他話不用說；後來又退一步說，不用承認，你隻要不說話就算過關。
“當時那個環境下他能頂著(zhe)壓力，還敢跟軍管會拍桌子。他說，你們就是把我抓起來，我也決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因爲你們的意見不符合科學規律，是不行的。他說如果他當時承認瞭(le)，他很好過關，也沒有他任何事，但是經不起曆史的檢驗。
塔院裏人越來越多，住宅越來越緊張。小賣部、副食店所在的平房都拆瞭(le)，蓋起瞭(le)樓。總之能拆的都拆瞭(le)，能蓋上樓的地方都蓋上。於(yú)辛小時候跟小夥伴踢球的九一小學足球場，蓋起瞭(le)兩座高高的塔樓。大概從90年代中期開始，塔院從人員比較單一的單位職工宿舍，慢慢變成大雜院。
老住戶逐漸搬離塔院，搬到瞭(le)萬柳地區。2000年以後，於(yú)敏家也搬瞭(le)過去，算走得最晚的住戶之一瞭(le)。
2012年，於辛的母親去世瞭(le)。於敏以前經常出差，家庭的擔子大都落在母親一個人身上。“父親一直很内疚，由於工作忙、壓力大，他覺得虧欠瞭(le)我母親。” 於辛看著(zhe)父親那種傷心勁兒，擔心他一個人難以生活，就帶著(zhe)一家人搬瞭(le)過去。朝夕相處，他開始更深入地瞭(le)解父親。以前不明白的一些事，也慢慢懂瞭(le)。
在於(yú)辛的印象中，如果沒有人打擾的話，父親可以看書看一天，從早上起來一直坐到晚上。他從年輕時養成的保密習慣一直沒有改變。随手寫個什麽東西，或者算一算，完瞭(le)之後這張紙就撕碎瞭(le)。
於(yú)敏愛(ài)看京劇，一直訂《中國京劇》雜志，從1992年雜志創刊一直訂到去世。他以前也會去戲院看戲，和鄧稼先、何祚庥等幾個人到戲院門口等退票，每個人都有等票秘訣，基本都能等到。他年輕時還愛(ài)打橋牌，有個叔叔曾告訴於(yú)辛，你爸爸打橋牌很厲害，他知道每一張牌是哪輪出的、誰出的。
於(yú)敏不願意去寫點什麽或留下些什麽。因爲他一直強調，核武器是一個千千萬萬人的事業，必須要精誠團結，密切合作，如果不能做到完整準確(què)，那就不如不寫。
於(yú)敏一直在從(cóng)事國防科技工作，給相關部門當顧問。有個叔叔告訴於(yú)辛，有些人當顧問是顧而不問，你爸爸是“顧而問之”。
於(yú)敏到晚年最遺憾的一件事，就是他一生沒做什麽原創的東西出來。從於(yú)敏的性格來說，他一直想搞基礎理論研究，並(bìng)不喜歡搞應用研究，但國家需要，隻能責無旁貸。當年錢三強找他談話的時候是說氫彈幹出來就可以走，他沒想到一幹就是五十多年。
2019年1月，於(yú)敏去世。於(yú)辛沒(méi)有回到塔院。
唐信青依然住在5号樓202。一到秋冬季，他的老伴的腦梗就發作得厲害，住進瞭(le)老年醫院，他就一個人生活。他對面的201，鄧(dèng)稼先夫人也依然住在那裏。92歲的她也是獨自生活，每天送奶員會把她訂的牛奶送到家門口。
塔院房子的外牆都新刷上瞭(le)黃色塗料，成爲名副其實的“黃樓”，隻有5号樓依然保持著(zhe)原來的磚紅色外觀。樓房顯得殘破瞭(le)，電線縱橫，防護欄淩亂。隻有201的陽台沒封，全然不設防地敞開著(zhe)，當年鄧稼先上班騎的自行車，還在陽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