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司馬光是一個極具争議的曆史人物,他除瞭(le)擔任北宋宰相以外,還因砸缸而家喻戶曉。曆史的司馬光,曾經是一個“頑固派”,有些人可能會質疑:當年能聰明到去砸缸,可見此人頭腦靈活,怎麽會是個頑固派呢?其實,司馬光的確(què)有“頑固”的一面,但在頑固的背後,他仍然是謙謙君子?
一、誤(wù)傳(chuán)千年的“砸缸”
司馬光砸缸,這個(gè)故事可謂童叟皆知。然而,我們卻被我們誤解瞭(le)千年。故事大概是說,司馬光和一群小夥伴在花園裏玩,一個(gè)同伴掉進瞭(le)水缸裏,别的小朋友都去呼救,隻有司馬光不慌張,他拿起一塊石頭砸缸救人。其實,史書不是這麽記載的。
《宋史》雲:群兒(ér)戲於(yú)庭,一兒(ér)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ér)得活。
注意,按《宋史》的說法,司馬光砸的不是缸,而是甕。在古代,缸和甕雖然都是儲(chǔ)水容器,和缸相比,甕腹大口小,所以掉進去很難出來。把“甕”誤傳成瞭(le)“缸”其實減輕瞭(le)司馬光救人的難度。
聰明如司馬光,他能夠想出用砸缸的方式去救人,而其他的小夥伴則隻知道呼救,決定一個人成就的高低的因素,往往不在於(yú)一個人所擁有的現在物質和所處(chù)的地位,而在於(yú)一個人的思維,思維才能夠決定一個人将來的成就和發展。
同樣司馬光兩者兼有,他算得上有名的官二代,父親是當時的三司副使,世代做官的司馬家可謂是物質充足,司馬光完全可以白吃白喝一生不愁,但是這並(bìng)不是他的初衷。或許有人說他執拗,也有人說他虛假,但是他絕不會喊出“我爸是李剛”的口号,他憑借著(zhe)自己的真才實學,在六七歲就能夠熟讀《左氏春秋》,展現出過人的智慧。因此年紀小小的司馬光神童的稱号便被傳開,開啓瞭自己的高光時刻。
可見,少年時候的司馬光是十分靈活的,和大多數小孩子一樣敢於(yú)嘗(cháng)試新的事物,而且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沒有因爲常規的文化背景局限自己的思維。可是爲何,成年後的司馬光其所作所爲會讓我們覺得他就是一個老古董呢?
二、低調的潛力股
“泯然衆人矣”的事情並(bìng)沒有發生在司馬光身上,相反司馬光雖然從小就有著(zhe)神童之名,但是他並(bìng)沒有驕傲,反而和自己的父親在“遊宦”的過程之中,将自己的所學與自己的生活經曆結合起來,不僅僅博學強識,還能夠靈活運用。很多人以爲他是書呆子,那可大錯特錯瞭。知行合一在他身上完美地體現出來,年僅20歲的他就已經一舉高中進士,本來以爲會有所作爲,但是他卻低調的有點過分。《宋史》雲:
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dú)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cì)不可違。”乃簪一枝。
他以儒家的中庸之态處世,在官場(chǎng)之上處處低調,如同一顆沒有光芒的珍珠。直到慶曆四年的時候,25歲的司馬光才開啓瞭(le)官場(chǎng)上的開挂之旅,而這與一個人有關,那就是當時的樞密使——龐籍。
龐籍不僅僅是司馬光父親的好朋友,還是司馬光的恩師,所以一直提攜司馬光,而龐籍的提攜,仿佛這顆珍珠洗掉瞭(le)鉛華一般,變得耀眼起來,皇上對司馬光也十分地欣賞,因此在皇祐三年到皇佑五年,司馬光的官職一直快速提升,成爲瞭(le)中丞還兼任起史官來。官場上的司馬光可謂是一帆風順,雖然在朝爲官,但是他的心始終和天下百姓在一起,不僅僅多次上書朝廷希望能夠減輕人民的負擔,而且還不畏強權,對於(yú)所謂的“保守派”和一些啃老本的人表示諷刺和不屑。
“立德,修身,治國,平天下”是儒家聖人對於(yú)自己的标準,也是司馬光對於(yú)自己的标準,或許看上去嚴格要求自己和批判他人的他有那麽些讨厭,但是想一想爲瞭(le)人民,爲瞭(le)國家的發展,司馬光有許多值得我們肯定的地方。
三、不孝有三,無(wú)後(hòu)又怎樣?
司馬光可以算得上典型的儒家學子瞭(le),而儒家提出的三綱(gāng)五常和一些經典論據都是他奉行的标準,如果說他是保守派,是頑固派,他又怎麽會允許自己沒有子嗣呢?孝道是儒家核心标準的一種,而司馬光卻犯瞭(le)這個大忌。
司馬光在事業上和愛情上可謂是雙豐收,不僅僅在官場得意,而且情場上和自己的夫人相處得十分舒适,夫妻二人琴瑟和鳴但是婚後一直沒有兒女,一直以儒家思想爲标準要求自己的司馬光並(bìng)沒有著(zhe)急,倒是他的夫人十分的執著(zhe),想盡各種辦法給他找美女,其中有的是夫人給的漂亮丫鬟,還有妻子買的美女,但是司馬光都不看一眼,無後就無後吧,随便找一個理由打發瞭。或許是他固執,或許又是他的通透,他本來可以活出大多數古代男人的風流,但是他始終保持著(zhe)自己的孤傲,成爲衆人之中的一股清流。
一生一世一雙人多麽美好的願望,但是在那個綱常倫理的時代,又有多少人能夠堅持下去呢?所以看到這裏,你還會覺得司馬光可恨嗎?覺得他就是标準的書呆子,沒有人情,不得動變(biàn)通嗎?即使在現代,像司馬光這種有錢,有權,而且忠於(yú)婚姻的男子,不知道是多少女子的夢中情人呢!
四、王安石,我不是針對你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底線,而司馬光的底線就是百姓。隻要百姓過得好,随便國家怎麽搞都可以,但是如果危害瞭(le)百姓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以的。衆所周知,王安石變(biàn)法的死對頭就是司馬光,很多人也因此把司馬光列入保守派的行列之中,而王安石則是新派的代表,可誰知,司馬光也曾是王安石的好友,也曾支持王安石的部分觀點。
《宋史·司馬光傳(chuán)》曾記(jì)載一件事情(節選):
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cì)金帛。诏學士議,(司馬)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yú)加賦。”争議不已。
意思是說,北宋中後期,國力衰微,财政吃緊,王安石提出“節儉度日”,司馬光是贊同的。但在是否給百姓加賦的問題上,二人意見分歧很大。後來,王安石提出變法思想,一些激進派趁機加入王安石的陣營,想通過變法來撈取利益。司馬光實在看不下去,以自己“不通财務”爲由辭職,隐居多年編(biān)書去瞭(le)。
王安石變(biàn)法是個大工程,若要詳細解說,恐怕一兩篇文章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核心的觀點需要說明:王安石變(biàn)法的本質是“富國”,但卻不“富民”,例如,在執行“青苗法”的時候,王安石鼓勵官府給百姓放高利貸。而以儒門學子身份自居的司馬光,是贊成“富國”的,但卻不贊成剝(bō)削百姓。這是司馬光和王安石分歧的本質。兩人都爲北宋好,但選擇的路線不同,隻能分道揚镳。
司馬光雖然和王安石政見不同,但對(duì)王安石本人的品格,司馬光還(hái)是認同的,司馬光在他的《與王介甫書》中說道:
曩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yú)光向慕之心未始變(biàn)移也。
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司馬光的意思是說,我和你之前讨論政務,意見不和,但我對(duì)你的傾慕之心不過沒有變(biàn)。
因爲司馬(mǎ)光知道:王安石也沒(méi)有私心。
或許你這個(gè)時候你會(huì)說他固執,但是讓他固執的是人民,他不是不知爲官之道,但是他得爲生命請命。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司馬光或許是個(gè)頑固派,但站在北宋百姓的角度來看,司馬光卻是個(gè)君子。五、君子的“君”,樸實的“實”
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同一年去世,司馬光比王安石多活瞭(le)5個月。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司馬光仍在工作。司馬光的妻子先他而去,司馬光去世後,人們在他家裏沒有發現錦帛,沒有發現金銀,隻有床上空蕩(dàng)蕩(dàng)地放瞭(le)幾本書,和一本來不及上奏的手稿。京城百姓聽聞司馬光去世,上萬人自發前來吊唁。這襲人大部分都是貧民,司馬光到底是什麽樣的人,百姓的悠悠之口最能在證明。
司馬光去世後,新舊兩黨之争尚未結束,並(bìng)漸漸愈演愈烈。八年後,紹聖元年(1094年),新派(變法派)重新掌權,已經去世多年的司馬光被剝奪名譽,新派官員認爲司馬光是阻礙變法的罪魁禍首,嚷嚷著(zhe)要将司馬光棺曝屍,還好並(bìng)未執行。宋徽宗即位後,權臣蔡京爲瞭打擊異己,立瞭一個309人的元佑黨人碑,把司馬光之名刻於碑上,有一個姓常的石匠甯死不願把司馬光的名字刻在碑上,他說:
“我不懂朝廷爲何立碑,我隻知道,司馬(mǎ)光正直,如果有人說他奸邪,我甯(níng)死不刻!”
光陰流轉,宋朝已經不複存在,但是曆史将司馬光記住瞭(le),不僅僅載入瞭(le)光輝的一頁,而且還成爲瞭(le)家長(zhǎng)育兒的典範和妻子訓夫的楷模,司馬光,字君實,君,是君子的“君”,實,是樸實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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