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是初到大城市的畢(bì)業生面對(duì)的第一道難題。
貝(bèi)殼找房《2019畢業季租賃報(bào)告》調查發現，應屆生能夠接受的房租收入比爲10%-30%，但如果想在北京 、上海和深圳整租一居室，租金将占到平均收入的九成以上。
於(yú)是，更多的人退而求其次選擇合租、群租，與盡量多的室友分攤高昂的房租。住在狹小的“隔斷間”，爲許許多多剛入社會的年輕人實現“漂”在大城市的夢想提供瞭(le)可能。
然而，“N+1”的隔斷(duàn)間由於(yú)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 ，一直受到政策和法律的監管 。
早在2013年，北京市住建委就開始對違規出租隔斷(duàn)間的中介機構開展專項執法檢查，宣布将在次年基本杜絕群租房。但購買力和供需關系是硬道理 ，爲瞭(le)能夠在北京立足，很大一部分北漂除瞭(le)客廳和隔斷(duàn)間别無選擇 。
2019年 ，北京市出台新版住房合同 ，明令禁止群租房、隔斷(duàn)房的存在。合同出台後 ，違規(guī)出租隔斷(duàn)間的租房平台将隔斷(duàn)拆除 ，5居室、6居室的房源被悄悄下架。而新政背後 ，失去隔斷(duàn)間的年輕人又将面臨更加高昂的租金。
然而，“N+1”的隔斷出租模式並(bìng)不是在所有城市都被禁止。2019年，上海明確允許使用面積在12平方米以上的客廳可以隔斷出租。據多方媒體點評，允許“N+1”增加瞭(le)上海出租房源的供給 ，有利於減緩滬漂租房的壓力。
兩座超級城市在隔斷出租政策上截然相反的背後，是“N+1”模式能否降低年輕人租房成本、爲大城市帶(dài)來更多人才，監管不當是否會增加房屋消防安全的隐患等争論，而從(cóng)國際國内經驗來看，帝都是少數派 。
據智聯招聘調查，2020年夏季求職期北京的平均薪酬是11569元，高居全國第一 。高額薪水吸引瞭(le)大批優秀人才 ，但同樣高昂的租金也把很多人擋(dǎng)在門外
爲瞭(le)盡量降低剛入社會的住房支出，越來越多畢(bì)業生選擇住在順義、大興、昌平等遠離都市中心的區域 ，用更長的通勤時間換取較少的租房成本。
然而，對“996”高壓下的年輕人來說，時間成本同樣重要。國家統計局調查報(bào)告顯示 ，2018年北京年輕人平均工作時間爲10小時，平均通勤時間爲1小時52分鍾，“不在公司，就在去公司的路上”成爲瞭(le)當代年輕上班族的共鳴。
一位長租公寓高管在接受未來城市採訪時表示，和買房人群更能接受遠郊通勤不同，租房人群首選的是短半徑帶來的工作生活便利 。由於(yú)厭倦瞭(le)在高強度加班的同時還要長時間通勤 ，越來越多畢業生選擇犧牲一點生活質量，尋找離公司更近的房子 。2020年一項調查顯示，約63%的應屆生會首選在工作地附近租房。
但要想在每平米月租金超過100元的西城 、東城 、海澱(diàn)和朝陽區生活 ，合租 ，甚至群租 ，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同一調查發現，48%的畢(bì)業生踏入社會後的第一次租房，就是合租。
然而，即使是合租 ，尚未賺到第一桶金的畢(bì)業生仍然面臨巨大壓力。按照人均住房面積39平米計算，北京的人均房租高達(dá)3501元，房租收入比達(dá)到30.3%，已經超過應屆生可以接受的30%的界限。
同爲一線城市，近2倍於(yú)廣州的平均房租讓許多人對去北京工作望而卻步。2020年調查顯示 ，廣州、上海超過北京成爲“畢(bì)業青年期望就業的城市”前兩名，而熱度隻增不減的一衆新一線城市也在以更低的房租和北京搶奪人才。
在巨大的租房壓力下，禁止“N+1”對北漂來說可謂是雪上加霜。以海澱區舉例，60平方的兩室一廳均價約7560元。如果允許客廳增加隔斷間住人，每個租戶雖然平均可使用面積減小瞭(le)10平方米 ，但每月可以省掉1260元，這對畢(bì)業生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
▲ 上海某小區原戶型（左）及隔斷(duàn)後戶型（右），圖片來源於(yú)網絡
而對更大的戶型來說，主卧、客廳、餐廳都可以被分割成更多10平米左右的房間。以上海某小區爲例，左側(cè)是三室兩廳的原戶型圖，而右側(cè)是某短租平台對它的重新改造。卧室由3個變(biàn)成5個，在總租金不變(biàn)的情況下，每間房間的租金可以平均減少40%。
從(cóng)算數角度來看，允許“N+1”、“N+n”對價格敏感的畢(bì)業生無疑是巨大的利好。然而，租客們卻未必能享受到這一“福利”。
有網友表示 ，打隔斷租房的模式缺乏規範和監管，很多中介和短租平台甚至不告知住戶房屋存在戶型改造。如此一來，獲利的隻是房東(dōng)和中介，而消費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基本相同的價格租到瞭(le)面積更小的房間。
▲ 某網友對管家不告知隔斷(duàn)間的投訴 ，圖片來源於(yú)網絡
如果信息透明，租客少花錢，房東多賺錢，買賣雙方必然在前述可節省的費用中“二一添作五”，但是，由於(yú)對私人住宅的監管難度較大，“N+1”政策在某些時候又難以發揮作用，短期内實現增加房屋供給 、降低平均房租的效果，可能仍然道阻且長 。然而，上海領頭的政策支持爲這一目标提供瞭(le)可能，相關規定的完善和租房市場信息透明化也将在長期逐步得到落實。
而在北京 ，失去瞭(le)“N+1”的北漂，則将面臨(lín)更嚴峻的生存挑戰。
畢(bì)業第一次合租 ，與陌生室友的相處是應屆生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雖然擁有自己的獨立卧室，但客廳、衛生間、廚(chú)房等公共區域的使用和清理需要室友之間的溝通和配合。
網易數讀統計發現，在知乎關於(yú)與室友的矛盾問題下，被提及最多的是衛生問題 。同樣，在人民網的調查中，超過78%的畢(bì)業生面臨室友“不維持公共空間的衛生，使用後不打掃”的難題，顯然，無人負責的公共區域是引發合租矛盾的“重災區”。
“公地悲劇”下 ，許多出租屋的客廳不再是租戶們共同的娛樂場所，而逐漸演變(biàn)爲大家堆放快遞、雜物甚至垃圾的區域。2019年的一篇新聞中，房東收房時發現沒有主人的客廳變(biàn)成瞭(le)垃圾堆 ，樓道的公共空間放滿瞭(le)快遞紙盒。
▲ 出租屋客廳被堆滿雜物，圖片來(lái)源於(yú)網絡
對此，接近90%的畢業生表示，希望在合租中訂立公約 ，共同維護公共空間秩序 。很多長租公寓也推行瞭(le)“文明公約”，並(bìng)提供定期上門打掃服務，借助規章解決租戶對公共資源疏於維護的問題 。
▲ 蛋殼(ké)公寓的“居住文明公約”，圖片來源於(yú)網絡
然而 ，在收益最大化的本能驅使下 ，不願打掃客廳、走廊的人始終存在。而隔斷間的存在，恰好巧妙的解決瞭(le)這一難題，居住在客廳的租客會主動負責打掃周圍區域，更少的公共區域反而帶(dài)來瞭(le)更爲整潔的房屋環境，緩解瞭(le)室友間最大的矛盾。
▲ 悉尼某客廳被改裝後(hòu)出租，圖片來源於(yú)網絡
但另一方面 ，對於現金流更加充沛、更加追求生活品質和活動空間的畢業生，增加租戶人數可能令他們頭痛。相關調查表明，衛生間 、廚房、娛樂空間不足引起瞭(le)部分年輕人的不滿。對於房租價格敏感性較低的畢業生，允許客廳住人 、劃分隔間，可能並(bìng)不是更好的選擇。
有媒體評論提出，應構建更加包容的租房政策體系，對(duì)收入不同的人群“分層(céng)管理”，因地制宜、因城而異，避免“一刀切”。
平台監管、租客體驗之外，更多人對“N+1”的疑慮來源於(yú)消防安全問題。而北京對“N+1”模式的徹底禁止，實際上就開始於(yú)2017年的一場(chǎng)大火。
2017年，北京市大興西紅門鎮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經調查發現，該失火房屋屬於(yú)隔斷房。之後，北京開展瞭(le)大型整治出租公寓的行動，内容包括從市中心遷走群租的外來務工人員。
▲ 2017年北京大興西紅(hóng)門鎮群租房失火，圖片來源於(yú)網絡
隔斷房的改造材質多爲易燃性材料，且客廳、走廊的占用易導(dǎo)緻火災逃生通道被堵塞，同一單(dān)位面積裏更多的住客也大大增加疏散逃生的難度。
對於(yú)“N+1”安全問題的監管，原中房經聯主席胡景晖表示，北京可以參照上海的經驗，出台相關标準，滿足相關消防安全條件才能出租客廳，如客廳不是消防疏散的必經通道、使用面積達到一定大小、有單獨的通風和採(cǎi)光條件等。
但允許“N+1”，就可能有“N+2”、“N+3”、“N+n”的出現，不僅危險系數增加，監(jiān)管也更加困難。如果要切實推進“N+1”的安全實行，詳細規(guī)定入法是尤爲必要的。
在國外，由於(yú)人均居住面積較大，且單間公寓租金較貴，租住客廳已經成爲瞭(le)大學生和畢業生習以爲常的租房方式。
1929年，紐約就頒(bān)布瞭(le)《紐約州群租法》，對群租房屋的通風、防火、面積等及事故權責劃分做出瞭(le)詳細要求。例如，法律中規定群租住宅中入口到樓梯口通道寬度應爲至少4英尺（約1.22米）寬，且火災逃生通道的定位、布置、構造和維護應符合相關規定。
▲ 1929年紐約頒(bān)布《紐約州群租法》，圖片來源於(yú)網絡
“N+1”的危險性不容忽視，但有瞭(le)配套的政策和有力的監管，這一租房模式就可能切實惠及到在大城市打拼的畢(bì)業生。若想長久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城市不僅需要提供相對高薪的工作，還要爲年輕人匹配能夠承擔的房租，“N+1”或許就是一種出路。
2013年，人民網就曾發文表示，“治理群租是必要的，但是光堵不疏，顯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消除群租的外部負效應，需要人性化的對策。”如今，失去瞭(le)隔斷(duàn)間的北漂，必将面臨更大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