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雲帆在荷蘭轉機時的自拍
在歐美第二波疫情肆虐的時候，我們和幾位中國留學生聊瞭聊他們的近況。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大半年沒有回國 ，有的是剛剛踏上異國的求學之路，最近他們總會被問起同一個問題 ：在這個時候，爲什麽一定要到國外讀書？
對於這些留學生來說 ，答案其實再簡單不過：那裏有他們向往多年的學校專業，爲瞭一紙offer已經付出瞭太多努力，那是他們早已規劃好的人生路徑。想到這些 ，他們心裏的天平自然滑向瞭夢想的一端 。
但在這個特殊時期，除去堅定的選擇，留學生們要面對的還有很多 。東西方截然不同的防疫措施和理念，讓有的人産生瞭“個體對抗整個社會”的感覺；來自國内親人成倍增加的惦念 ，有時卻莫名成瞭心理的負擔；還有社交媒體上，看著那些來自國内的嘲諷甚至指責，他們的心裏泛起瞭一些沮喪 。
在採訪中，幾乎每個留學生都跟我們提到瞭“孤獨”這個詞，這份孤獨不止來自於跨越幾個時區的物理距離，也來自於身處疫區留學生們的内心。
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走廊上，一個(gè)白闆記錄著(zhe)最近7天的病例數
“一天又這麽過去瞭”
9月21日，在一個(gè)留學生團體的公衆号上，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商科研一新生柏雲帆看到瞭(le)自己學校的最新感染人數：178人。
柏雲帆的學校全部課程都改爲瞭(le)線上，並(bìng)且開始限制進入圖書館的人數、要求在室内戴上口罩。柏雲範自己在校外租瞭(le)間房子，房間面積不大 ，剛好裝下一張床 、一張書桌和一個衣櫃，
他一天的活動基本都在這個小房間裏，七八點鍾起床，打開電腦上網課，之後做飯 、吃飯，到晚上12點左右入睡。柏雲帆出去過幾次，總是擔驚受怕，打車(chē)去商場(chǎng)，20分鍾的路程司機一直沒戴口罩，商場(chǎng)裏“一米安全距離”的标識同樣形同虛設。
柏雲帆隻在10月7日去過一次學校，那天天氣比較冷，回來之後他感到嗓子有些疼。柏雲帆有點害怕瞭(le)，從(cóng)行李中翻出從(cóng)家裏帶來的水壺 ，自己燒熱水喝 。“需要一直喝水，回來好幾天瞭(le) ，一直嗓子疼 。”
從中國帶來的藥，柏雲帆吃得“摳摳嗖嗖”，“我本來想吃蓮花清瘟顆粒的 ，結果一看才10包 ，覺得不夠，不敢吃瞭(le)，”他怕真確診新冠後沒藥吃，於(yú)是隻吃瞭(le)一顆頭孢 ，開玩笑說，“現在就隻能多喝熱水瞭(le)。”
每天晚上柏雲帆獨自吃完飯，鎖好大門，再走回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的那一瞬間 ，他心裏感慨著(zhe)，“一天又這麽過去瞭(le) 。” 來英國一個月瞭(le)，柏雲帆仍然不習慣使用Facebook，主要用的社交媒體還是微信和QQ，但到瞭(le)晚上，還在活躍的隻有本地華人或者留學生組建的聊天群，朋友圈裏也是一片靜悄悄的，因爲此時國内已是深夜 。
柏雲帆租住的公寓裏有6 個房間，房東(dōng)說其他租客也是中國人，但都還沒入住。最近 ，柏雲帆有時一整天都沒機會跟别人說句話 ，他給房東(dōng)發郵件：“你能告訴我室友什麽時候來嗎？我非常期盼我的室友 ，我自己在這裏很孤獨(dú)。”
爲瞭(le)解決留學生的機票問題，英國已有20多所高校聯合包機接送中國學生返英，根據澎湃新聞報(bào)道 ，9月21日至11月15日期間 ，将有來自全國約2萬名留學生在重慶集結，分批次乘坐海南航空90餘個航班從重慶江北國際機場直飛英國。
一位在英國做地接的華人将一段視頻發到瞭(le)網上，空空蕩蕩的機場裏，幾個剛落地的中國留學生正穿著(zhe)防護服、收拾著(zhe)行李。這位華人地接說 ，最近有很多留學生私信詢問該不該回英國，“對於這個問題，重要的是你們能否爲自己的決定負責，也許在這個問題上，你們心裏早就有瞭(le)自己的答案。”
國(guó)外校園食堂貼出瞭(le)間隔取餐的标識
活在夾縫中
最近幾個月 ，柏雲帆被問過很多次瞭(le)，這個時候爲什麽還一定要出國讀(dú)書。
學金融是柏雲帆的興趣所在，也是他爲自己定下的職業方向。格拉斯哥大學有著(zhe)世界頂尖的商學院，爲瞭(le)來到這裏 ，柏雲帆從大三開始就做準備，額外選瞭(le)幾門選修課，接著(zhe)一遍又一遍地刷雅思 ，在第5次走出雅思考場之後，終於考到瞭(le)申請格拉斯哥大學所要求的6.5分。
在英國讀研究生隻需要一年時間，比起國内的兩三年能省下時間成本，柏雲帆打算在格拉斯哥大學碩士畢(bì)業之後，再去香港讀一個學位，他認爲 ，如果爲瞭(le)疫情而中斷計劃，省下的時間就白白浪費瞭(le)。
在格拉斯哥大學商科專業，模拟股票交易是課程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分，這意味著(zhe)柏雲帆必須去學校的機房上實驗操作課，學習計算機建模。“這也是我必須過來的原因，我不想因爲這些影響到畢(bì)業 。”
柏雲帆到英國後，父母看到新聞裏當地高校病例激增 ，被“吓得不行”，每天跟柏雲帆視頻的時候 ，都要求他出門時穿防護服 、戴防護眼鏡。這些要求並(bìng)不切合實際，柏雲帆也隻能先假意答應下來 ，“當你身邊(biān)的人都把這當做一個流感的時候 ，你把它當成一個嚴重的傳染病，那很搞笑 ，很誇張，特别誇張。”
相比之下，那些一直留在國外的留學生 ，承受瞭(le)更長(zhǎng)時間的壓力。自從美國疫情開始後，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博的單曉雨和大多數中國同學一樣 ，盡量減少出門，但她始終沒想過中斷學業回國 ，“我一直認爲，隻要不接觸人 、出門戴好口罩，感染的風險不大 。”
4月初，單(dān)曉雨不知道什麽原因發起燒來，她有些“慌瞭(le)”，不敢出門，在家裏吃瞭(le)點感冒藥就在床上休息 。但生病之外 ，更難應付的問題，是來自母親愈發“嚴重”的關心。那段時間，單(dān)曉雨的媽媽每天都會打來幾個電話，提出一些在她看來“沒法實現”的建議。
單曉雨知道自己無論說什麽都無法解除媽媽的擔心，隻能每天陪著(zhe)她聊天，“你看我今天活得好好的 ，明天打電話的時候說我還是活得好好的。”這些話在單曉雨看來沒有什麽意義，但好在漸漸地把媽媽的唠叨“拖”過去瞭(le) 。
在採(cǎi)訪中，幾位留學生都提到瞭(le)類似的感受 ，父母的“過分擔心”阻礙瞭(le)他們之間的正常交流 。其中一個留學生必須出門辦事，母親表示反對，兩個人發生瞭(le)争執，母親後來說自己整夜未眠，甚至做好瞭(le)“當沒生過這個女兒”的準備 ，“她不明白，我已經盡全力做防疫措施瞭(le)，他們的反複說教沒有辦法提升我的身體健康，隻能給我更大的壓力。”
還有那些來自網絡上的聲音，也讓人沮喪。1月份疫情剛在國内爆發時，一位留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指責留學生們沒有“與國共患難”。他說看到這樣的言論 ，覺得很委屈，“當時我特别關注國内疫情的新聞，看著(zhe)那些確診病例 ，上課的心思都沒瞭(le) 。”
随著(zhe)國内的疫情得到控制，這位留學生以爲輿論會平息，沒想到三四月份又是一波“論戰”，“因爲留學生們要回去瞭(le) ，國内的人就說我們要把病毒帶回去 。”這位留學生直言， 自己覺得很無助，“來回被罵 ，我感到一種極爲強烈的不适應與沖擊 。”
美國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新冠檢測(cè)點(diǎn)
不同
出於(yú)對英國“群體免疫”政策的擔心，在英國讀研的肖安靖3月份時回瞭(le)廣東，在家的6個月裏，他發現國内防疫體系和英國完全不一樣 ：去商店要掃健康碼、進小區要測體溫、在地鐵上要強制戴口罩……幾個月下來 ，他完全習慣瞭(le)這些。
9月，肖安靖返回英國，他記得在過中國海關時，工作人員對(duì)他說：“注意安全，歡迎下次回家 。”這是近幾個月裏，讓肖安靖最感動(dòng)的一件事。
回到英國後一周，因爲疫情，學校的課程全部轉爲線上，從那以後 ，肖安靖除瞭(le)買菜也不再出門瞭(le) 。買菜的頻率每周一次，他總是和三四個中國留學生約著(zhe)一起，戴好N95口罩去大型超市採購。“現在是沒有人歧視戴口罩的人瞭(le)，幾個月以前，中國人戴著(zhe)口罩出現在商場，旁邊會有人罵或者冷笑，說一些侮辱的話 。”
英國政府規定，自7月24日起在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否則罰款100英鎊(bàng) 。但是肖安靖在超市購物時發現 ，仍然有不少人沒戴口罩。另一名同在謝菲爾德大學的留學生也表示，就他所見 ，公共場所超過一半的人都沒戴口罩 。肖安靖認爲，這依然是源於(yú)文化差異，“一位國外的朋友告訴我，在他們的潛意識裏面，戴口罩就是不健康的表現。”
在採訪中，一名英國留學生稱 ，今年三四月份時，她曾因爲帶著(zhe)口罩被人不理解, “街上當時隻有兩個人 ，那個人就說，這裏難道有病毒嗎？”另一名同學在公寓看到，對面有窗戶上貼著(zhe)positive party（確(què)診派對）的海報，他說近期在英國各地都可以看到這樣奇怪的海報。
由於(yú)文化差異的問題，肖安靖沒有特别親近的外國同學，但是他和一些中國留學生們會互相陪伴，幾天前，他們還一起去瞭(le)其中一個留學生家吃瞭(le)飯 。“大家先給自己消個毒，然後去一個人公寓裏。現在因爲疫情，那個人的室友都沒來，公寓裏隻有他一個人。 ”
自從(cóng)美國疫情開始後，在美國讀博的吳曉雪一直盡量減少出門次數， 她與一起做科研的外國同學、導師已經快半年沒見面瞭(le)，雖然仍然會用zoom、Facebook這些線上工具溝通，但是她感覺大家不如以前親近瞭(le)。3月份，吳曉雪給她的一位老師寫信，表示美國人對疫情太過輕視，和中國人的态度非常不一樣 。 老師回信解釋說：美國從(cóng)未經曆過這樣的疫情。
吳曉雪的室友是一位美籍華裔，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這位室友也每天出去玩，吳曉雪很害怕，但是無可奈何，“我沒有權利要求别人不出門，法律沒有規定的我更不可能去規定，”吳曉雪寫瞭(le)一條消息給(gěi)室友，“我有口罩和藥物可以分享給(gěi)你，請多多保重 。”
過去幾個月裏，吳曉雪感到狀态不對勁，心裏總是不安，她覺得自己是“宅久瞭(le)，憋出毛病瞭(le)”。她開始和認識的中國人一起散步，沿著(zhe)附近的查爾斯河走一圈，有時候心情不錯，會稍微走個兩公裏，走到哈佛再回來。每到這個時候，吳曉雪都會有一種奇妙的感覺，“當我跟中國人一起戴著(zhe)口罩散步的時候，碰到不戴口罩的外國人，就起碼覺得不是我個體跟整個社會對抗。”
闫瑩跟拍的流浪漢(hàn)創(chuàng)作的畫作
一個可控的“自我時區”
在美國密歇根讀研的王依萍已經一年多沒有回國瞭(le)，她本來計劃著(zhe)在6月初開始一段實習，但是因爲疫情，實習取消。對未來的不確定以及長時間沒有線下社交，她的情緒開始出現問題，暴飲暴食、無法集中精神，感覺失去瞭(le)學習和工作的動力。
王依萍向心理醫生尋求幫(bāng)助，對方給瞭(le)她一個很實際的建議，去考個駕照，“在美國沒有駕照幾乎寸步難行，無法自由出行，這樣就沒有自主權，所以考駕照能夠幫(bāng)忙找回對生活的控制感。”
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王依萍嘗試著(zhe)考取瞭(le)駕照，還找到瞭(le)新的實習offer，這讓她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疫情讓我意識到很多事情是不在自己掌控中的，但這些小成就也讓我體會到，即使大環境很糟，仍有很多個人可以努力的方向。“
採(cǎi)訪中，另一名留學生也提到，她已經在自己可控的範圍裏做出瞭(le)最好的選擇：“我們不單生活在這個不可控的世界當中，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可控的自我時區當中。我對我的未來有計劃、有目标，可能這一年裏我會過得很艱難，但會成長得更快。”
留學生闫瑩正在美國學習媒體專業，她想做一個紀錄片導演，從八月份至今，她一直在跟拍一個流浪漢。這名流浪漢就露宿在馬路邊(biān)，他總會用大礦泉水瓶養上一束花，有時是香水百合，有時是小雛(chú)菊。闫瑩後來才知道，這名流浪漢有很多街頭的朋友感染新冠後去世，他之所以插花，是在紀念這些人。
在拍攝流浪漢的時候，闫瑩送瞭(le)他一份禮物：一些畫材。於(yú)是這名流浪漢開始畫畫，一些大片大片的鮮豔色塊拼湊起來的畫。他解釋說，“現在是一個非常時刻，這個時刻需要這些豔麗的畫作。”
闫瑩告訴國内的朋友說，不做出點成績她是不會回國的，拍出這個紀錄片就是她的一個目标。“疫情並(bìng)不是我完成這個目标的阻礙(ài)，它僅僅是這個故事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