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愛蘭用盡全身的力氣，想給癱瘓的丈夫張國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的隻有80多斤 ，並不魁梧的丈夫對她來說像一座大山 。她左腿緊緊地頂住床邊 ，弓著腰像一把撐開的弓 。這把細弱的弓撐到極緻 ，即将要斷掉的時候，丈夫翻過瞭身 。
這樣筋疲力盡的時刻，從去年12月丈夫中風癱瘓開始，舒愛蘭每天都要經曆。27年前的“張玉環殺童案”，改變瞭三個家庭的命運。張玉環含冤入獄，妻離子散；張國武 、舒愛蘭夫妻生活潦倒困難；張建飛、劉荷花夫婦也曆經磨難 。三個家庭 ，兩代人的命運，都被27年前的慘案改寫。如今，張玉環被無罪釋放，等來瞭久違的公道，但對於受害者兩家人而言 ，一直到今天，這場慘案所延續的傷痛還在繼續 。
活著，要找兇手
11月初，江西的進賢下瞭(le)一場雨，氣溫很快降到20度以下。慘(cǎn)白的太陽從灰突突的雲層裏露出光來 ，讓陰暗的房間裏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愛蘭家距離張家村有一段距離 ，挨著縣道075，是一棟三層的小樓 。在進賢縣的鄉下，蓋這種小樓是一個家的體面，也是有兒子家庭約定俗成的規矩。内部的裝修，則是根據家庭經濟情況奢簡由人。
房子在5年前就蓋起來瞭，外面看著齊整，但是裏面卻像隻做瞭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牆面還是毛坯的水泥面 ，房子沒有吊頂 ，隐約可以看到猙獰的鋼筋 。屋子裏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個露出海綿的沙發 。
給丈夫張國武翻過身、擦洗完 ，舒愛蘭從灰暗的房間裏走出來 ，拉過一把塑料凳子在記者面前坐下。
她沒有說話(huà)，記(jì)者也沒有說話(huà) 。
這樣的環境和氣氛，壓抑地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最終，舒愛(ài)蘭率先打破瞭(le)沉默： “我家的小孩 ，好乖的 。”
舒愛(ài)蘭說的“小孩”，是她的第一個孩子。6歲的兒子在27年前被人殘忍殺死，随後抛屍在村子附近的池塘邊(biān) 。
如今丈夫癱瘓令這個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給舒愛蘭的苦，好像沒有盡頭。支撐著(zhe)她繼續活下去的，除瞭(le)躺在床上需要照顧的丈夫 ，就是追兇的念頭。“他們說我兒子不是張玉環殺的。但我兒子被人殺死瞭(le) ，是誰殺的？總要給我一個說法。”
今年才48歲，舒愛蘭的頭發基本都白瞭(le)，看著(zhe)像一個瘦弱年老的婦人 。但她盡力地維持著(zhe)家裏的體面——家裏窘迫得都已經沒有一條床褥子，但癱瘓在床的丈夫身上沒有異味，家裏也收拾得幹幹淨淨。舒愛蘭穿著(zhe)一雙帶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經爆皮，但擦得很幹淨。
舒愛蘭給記者看她的手，傷痕遍布、指節粗大，有幾根手指已經變形無法伸直。這是在縣城的五金廠做工留下的痕迹。這樣辛苦繁重的工作 ，一個月也僅僅隻能帶來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 ，這個工作也無法再繼續 。丈夫癱瘓後，她隻能回家照顧丈夫。唯一的兒子在深圳的電子廠打工，還沒有娶妻，舒愛蘭不知道什麽樣的女孩會願意嫁到自己家。
“沒啥說的瞭，我們家沒指望瞭。”過瞭一會 ，她又像想起什麽似的再次提起“找兇手”，“孩子是誰殺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瞭，總要給我們一個公道。”
兩個孩子被殺，一個四歲，一個六歲
時隔27年，舒愛(ài)蘭對(duì)1993年10月24日發生的一切記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時節，整個村子都陷在農忙之中。當(dāng)時張國武、張建飛、張玉環三家毗鄰而居，自己的兒(ér)子振榮6歲，張健飛家的兒(ér)子振偉4歲 ，和張玉環的兩個兒(ér)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
“上午10來點鍾，我割完稻草回來，看到四個小孩在張玉環門口玩。但我做好中飯找孩子回家時，發現小孩不見瞭(le)。”說到這，一直神情木讷的舒愛蘭情緒激動瞭(le)起來，“我就到處找，都沒有找到 。村裏的人都幫著(zhe)一直到處找、到處找 ，一直到晚上都沒找到。”時隔多年 ，舒愛蘭的語氣依然著(zhe)急。第二天的時候，村子裏有人跑來說下馬塘水庫裏發現瞭(le)兩個男童的屍體。這個水庫距離村裏有半個小時左右的腳程，小孩子很難跑到這麽遠的地方去玩 。經過確認，是自己6歲的兒子振榮和張建飛家4歲的振偉 。
噩耗傳來後 ，舒愛蘭就昏倒瞭(le)。醒來後，家裏人怕她想不開，不讓她去現場。“親戚們在家攔著(zhe)我，不讓我出門，我連孩子最後一面都沒見到。”舒愛蘭說 ，後來她聽親戚們說張玉環是兇手，警察已經把他抓起來瞭(le) 。開始自己不信 ，因爲三家人關系一直不錯，但是警察說的各種證據又讓她不得不信 ，一直到警察通知，說張玉環已經承認瞭(le) ，舒愛蘭才相信 ，在心裏恨毒瞭(le)張玉環。
“解剖的時候脫孩子衣裳，說孩子胸前青一塊紫一塊的，都是被打的。”舒愛蘭瞪大瞭(le)眼睛看著(zhe)記者，“這麽多年瞭(le)，現在說他不是兇手。那是誰殺瞭(le)我小孩？兇手爲什麽還沒有抓到呢？”
在舒愛(ài)蘭講述的時候，她的丈夫張國武躺在卧室裏，不定時地發出“籲”的大聲呻吟。舒愛(ài)蘭說，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對張玉環案作出再審決定。案子重審的消息傳到瞭(le)村裏，公安局叫丈夫去錄口供，又去瞭(le)省檢察院。回來後丈夫就一直喊頭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風 。送到醫院後，人救回來瞭(le)，但一場病花光瞭(le)家裏爲數不多的存款，還欠下瞭(le)一屁股的債。
頂(dǐng)梁柱的倒下，也讓家庭一起陷入瞭(le)深淵 。“他現在很多話都聽不懂瞭(le)。他不知道我們在說啥，就是心裏難受才喊。他心裏憋得慌。”
從某種意義上 ，舒愛(ài)蘭羨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麽都不知道瞭(le)反而輕松瞭(le)。”
夫妻
同樣是失去瞭愛子 ，孩子沒瞭以後，兩家人陸續都搬離瞭村莊。張建飛和劉荷花夫婦的新房子就在舒愛蘭一家旁邊。
孩子沒瞭，“兇手”抓到瞭，張建飛夫妻以爲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開始。但劉荷花的身體一直不好，即便是後來倆人有瞭第二個孩子，劉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
意外就是在這時候發生的，苦難沒打算放過這個可憐的家庭 。當時張建飛在外面打工，劉荷花身體不好住院，第二個孩子無人看管就送到瞭(le)姥姥家。姥姥家旁邊(biān)有個池塘 ，孩子撈上來的時候已經沒氣瞭(le)。
噩耗一個接一個 ，接連的打擊徹(chè)底地壓壞瞭(le)劉荷花 。
張建飛怕崩潰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帶著(zhe)劉荷花出門做工。從(cóng)那時起，倆人就基本沒有分開過。
對於張建飛和劉荷花夫妻來說，愛是難以啓於唇齒的字眼。但經曆瞭大劫大難後的夫妻 ，更能體會同心一體。張建飛去廣州做刷牆工，幹一整天才掙十幾塊錢，他帶著劉荷花；他到縣城做零工，租房子帶著劉荷花；他去建築工地上幹小工 ，帶著劉荷花；去隔壁的鎮子打土方 ，還帶著劉荷花。
即便是後來倆人又有瞭兩個兒子，劉荷花的身體還是可見地衰弱瞭下去 。張健飛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裏地，他早上6點就出門，出門之前會給妻子做好飯，一直幹到晚上8點多才回家 。
劉荷花的病纏(chán)纏(chán)綿綿，張建飛做苦力掙的錢都掏給瞭(le)醫院。他的聽力不好，一個耳朵基本聽不見，需要記者大聲喊才能聽見大概。醫生早就建議用助聽器，但是他舍不得買 。
家裏妻子的藥單(dān) ，有厚厚一摞。各種中西藥裝瞭(le)一大包 ，張建飛對這些藥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對她好，她就沒人瞭(le)，一點(diǎn)指望也沒有瞭(le)。”張建飛的話不多 。在劉荷花哭的時候，他會反複地說一句 ，“你得想開點(diǎn)。”
怎麽想開呢？一直認爲是“兇手”的張玉環被無罪釋放後，劉荷花覺得自己心被巨石壓住瞭(le)。她常常覺得喘不動(dòng)氣，一直以來恨的人竟然是無罪的，那她該恨誰呢？劉荷花在喘不動(dòng)氣的時候經常會大吼 ，通過聲音來發洩自己心裏的難受。
妻子可以崩潰，可以大吼，但張建飛(fēi)不可以。這個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難受。他想找殺死自己孩子的兇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誰 ，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檢察院找 ，但是都沒有回應。他心疼妻子，但是他無能爲力，他的能力僅限於(yú)此。
張建飛對後來的兩個兒子充滿瞭(le)内疚。 “我大兒子很聰明的 ，但是上完小學就不讀書瞭(le)。家裏太窮瞭(le)，說要出去掙錢供弟弟讀書。”張建飛說，小兒子也沒讀到高中。小兒子說，讀書沒有用，因爲就算是考上瞭(le)大學 ，也沒有錢去上，還不如早點去打工。大兒子辍學後去縣城修車行做學徒，一個人在社會的滾滾洪流中摸爬滾打；小兒子後來去瞭(le)西安打工，自學瞭(le)會計。本來工作和生活都已經走上瞭(le)正軌，在這次劉荷花又病倒後，小兒子就回到瞭(le)進賢工作，幫著(zhe)張建飛照顧生病的母親。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沒瞭(le)，活著(zhe)的人卻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劉荷花捂著(zhe)胸口慢慢從卧室走出來。她走得極慢，大概5米的距離，她走瞭(le)将近一分鍾。
張建飛解釋，曾經認定的“兇手”張玉環無罪釋放後，劉荷花又進瞭醫院，前幾天剛從醫院出來。自從孩子4歲時被害之後，劉荷花的身體就垮瞭。她常常覺得胸悶氣短，最開始帶著她看西醫，檢查不出具體的病情，就帶著她看中醫，中醫診斷是“氣郁”，建議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也看瞭很多，但身體還是好不瞭。慢慢地，随著年齡增長，更添瞭各種病，現在需要長期吃藥。
孩子沒有出事前，她曾經是很能幹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個人在家裏種瞭四畝地，還養牛，養豬，帶孩子。張建飛記得那時候的劉荷花，能幹、爽朗。當年自己家母親一直生病，家裏窮得很，但劉荷花沒有嫌棄他家。倆人是相親認識的，幾乎一見面他就喜歡，雖然當年都是“先結婚，後戀愛”，但是兩口子一輩子基本沒吵過架。
“我們倆都是很本分的人，很處(chù)的來。”張健飛說，結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瞭(le)，一切本來都很美好。如果沒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的家會過得很好的。
“我的心裏壓著(zhe)一塊大石頭，我好不瞭(le)。我一想起我的小孩，我就難受，我早就不想活瞭(le)。”失去的孩子是永遠過不去的坎。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時的慘狀，劉荷花都覺得有刀子在心頭剮。
孩子死的時候穿瞭(le)一件帶(dài)拉鎖的半高領衣服，被撈上來的時候這件衣服的拉鎖一直拉到脖子，對一個4歲的孩子來說衣服很少有整齊的時候。在此後的27年間，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動在劉荷花的心頭。
兩個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實際上，這倆孩子在世間已經沒有瞭(le)一點(diǎn)影子。
家人和親戚怕看著(zhe)難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的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漸漸找不到。當時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時，兩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劉荷花和舒愛(ài)蘭曾經去火葬場找過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沒有，不知道哪個是”。
當時是誰送來的骨灰、骨灰去瞭(le)哪裏，兩個女人當時什麽都不知道，隻有哭泣。無法苛責她們，劉荷花當時23歲，舒愛蘭當時21歲。對於(yú)這兩個識字不多，之前從來沒有走出過進賢鄉下的年輕女人來說，一切外界的變化，她們的對應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傷痛不會随著(zhe)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她們每年都會想著(zhe)孩子的生日，計算著(zhe)孩子多大瞭(le)。按照她們的估計，如果孩子當年活著(zhe)，現在都已經結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殺瞭(le)，連個墳都沒有，啥都沒有。爲什麽這麽多年瞭(le)兇手還沒抓到，我們就想要個公道。”舒愛蘭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