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深圳三和人力市場周圍的城中村小巷子時，林凱玄兜兜轉轉數次，才終於(yú)鼓起勇氣向一個旅店房東詢價。房東上下打量他一通後 ，拒絕瞭(le)。他看瞭(le)一下周圍的務工者，覺察出自己被拒絕的緣由，便立馬去小商店買瞭(le)一個水桶，在裏面放瞭(le)一些生活必需品，背上雙肩包，再次走進那條小巷 。這一次，終於(yú)有房東主動上前來打招呼。
就這樣 ，林凱玄跟著(zhe)房東上瞭(le)樓，開啓瞭(le)他對“三和青年”的社會調查。出現在他眼前的房間 ，床闆發黴 ，席子黏糊糊 ，還有螞蟻 、蟑螂 、臭蟲爬來爬去。空氣中，汗臭夾雜著(zhe)腳臭，再混合廁所裏的尿騷味，令人作嘔 。這個“90後”男生的第一反應是拔腳就走 ，但想到自己的研究計劃 ，經過一番心理鬥争，還是決定留下來，過上瞭(le)與“三和青年”同吃同住的日子。之後半年，爲瞭(le)和各類“三和青年”打成一片，他輾轉瞭(le)10個“三和青年”聚集的旅店 ，躺過15元一晚的床位，住過20元一晚的“棺材房”，也住過30元一晚的單間，還拿著(zhe)硬紙闆睡過大街。
深圳三和人力市場
“三和青年”是一群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場找工作的年輕農民工。他們居住在人才市場周圍的城中村裏，以“日結”（每天結算報(bào)酬的工作）爲生，常常是“做一天玩三天”。這裏有非常廉價的旅館 、網吧和雜貨鋪，許多人一天隻吃一碗五塊錢的面條，喝2元一大瓶的水 ，生存成本很低。與追求勤奮工作、品質生活的主流群體不同 ，“三和青年”過一天算一天，對身無分文 、失去工作的狀态沒有多少不安 ，彼此之間經常以此調侃，甚至鄙視有穩定工作的人。“三和大神”則是“三和青年”的升級版，他們似乎是完全放棄瞭(le)自己，随時可以睡倒在潮濕的巷子裏。
“三和大神”出名 ，最早是因爲NHK的一部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結1500日元的年輕人》。在這部拍攝於2018年的紀錄片裏，年輕的農民工在繁華都市裏掙紮著(zhe)。他們對“通過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隻能過一天是一天，隻要不挨餓就堅決不幹活。片中一個青年說的話——“一百塊錢幹十幾個小時，我說瞭(le)，甯願餓死也不幹”——被很多人視爲是青年抵抗“工廠文化”的标志。
在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田豐看來，“三和青年”是中國目前爲止能夠觀察到的最接近於(yú)美國黑人社區和巴西貧民窟的底層(céng)社會。因爲多方面的原因 ，此前，國内學界對“三和青年”這個群體始終沒有相關研究專著，以“關心底層(céng)”爲底色的社會學也沒有專門的研究 ，網絡上的傳聞又往往以獵奇的視角去尋找這個群體的極端之處。
最近出版的《豈不懷歸》是第一部針對“三和青年”的調查報(bào)告。兩位學者 ，田豐和他的碩士研究生林凱玄 ，試圖盡可能掙脫理論束縛，不帶預設，以白描的手法還原真實的“三和青年”。這項研究沒有申請任何科研經費 ，出版過程也是曆經磨難。經過反複努力，雖然損失瞭(le)一部分内容，這本書還是在成稿17個月以後出版瞭(le)。出版至今兩個月，《豈不懷歸》已經加印兩次 ，在當當、京東等網絡圖書平台上的銷量都名列前茅 。
還原真實的“三和青年”
在三和，快遞(dì)、工地和保安是最常見的“日結”。在工地幹活收入最高，但因爲勞動強度大，是最不受待見的 。“三和青年”喜歡會場(chǎng)保安的工作 ，即便收入不高 ，一天130~160元之間，但勝在舒心悠閑。“卧底”那段時間，林凱玄曾去工地搬磚、提灰，也到飯店做過臨時服務員 。他認爲 ，一起搶“日結”，是最能加深“三和青年”彼此情感連接的方式。
就像林凱玄第一次投宿被拒所預示的，這裏的文化與外部是有明顯區隔的。要融入這裏，除瞭(le)一起做“日結”外，林凱玄還需要做很多改變，比如外形，“拖鞋 、牛仔短褲、一件短袖成爲我的經常性穿著(zhe)”。他曾有近一個月沒有清洗牛仔褲 ，每天随地而坐 ，甚至分不清是深藍還是灰藍色，T恤上也沾滿泥土 ，長時間不洗頭、不洗澡的邋遢形象甚至讓其他“三和青年”都開始嫌棄他 。
還有吃飯，一塊錢一包的零食 、兩塊錢一碗的粉和瓶裝水，成瞭(le)林凱玄的主要食物。“三和青年”雖然兜裏錢很少，但當(dāng)同伴身無分文的時候，他們會拿出僅有的幾塊錢請對方吃飯。
林凱玄覺得，衡量“三和青年”是否信任他的标準就是，他們在“日結”回來以後主動(dòng)請他吃飯(fàn)。
旅店内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裏有四個上下鋪，每個床位15元，沒有剩餘空間可以放個人物品 。
“三和”的消費相當低廉。一塊西瓜1元 ，一碗面5元，一瓶水2元，還有專賣二手衣物的攤販，粗略估算 ，一個人一個月最低需要1200元花費。隻要偶爾做做“日結”，活下來的確(què)不是難事。那裏又有熱鬧輕松的環境和包容的氛圍，這會使人滋生惰性。“三和青年”與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也正在於(yú)此，他們的生活漫無目的 ，既不賺錢，也不返鄉。不少人還會譏笑那些兢兢業業的務工青年，把流水線小工說成是“富士康奴隸”。
更能反映“三和青年”精神狀态的是語言。“如大神、挂逼、叼毛、睡大街等 ，也有一些與工作和娛樂聯系的詞(cí)彙(huì)，如做法人、百家樂、有衣庫等，如果不能深入三和青年群體之中，難以全面理解這些詞(cí)彙(huì)的深刻含義。”林凱玄說。
與“三和青年”接觸(chù)瞭(le)半年，林凱玄覺得，之前在網上看到的文章有誇大之嫌：“把少量‘三和大神’的狀态輻射到三和的每一個青年身上，把一些影響因素歸結爲青年個人。”事實上 ，真正完全放棄自己的“三和大神”隻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青年都是在“日結”與“遊蕩”之間來回糾結。有工作的時候 ，可以奢侈一下，花30元住單人間，洗完澡 ，躺一會兒 ，沒錢瞭(le)，就隻能一天吃一頓飯，花一塊錢買一個硬紙闆，睡在街頭。
林凱玄說，他在“三和青年”身上看到瞭(le)自己的影子。他出生在河南農村，家裏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力耕作，勞作辛苦，吃住不好。小學升初中時，他也曾處在辍學邊(biān)緣，在家人的鼓勵和自己的努力下才繼續學業，避免瞭(le)外出務工的命運。大學期間，他做過與“日結”類似的暑期工，對在三和的生活，他的感受是“再辛苦，也覺得可以忍受”。
一直到調(diào)研結束，“三和青年”都不知道林凱玄的真實身份，“或許他們覺得一個來自北京的學生不可能做得那麽徹(chè)底”。
“三和青年”的複雜成因
每一個 “三和青年”背後，都有一個故鄉，隻是，即便再窮，他們都沒有選擇回到那裏。書裏沒有對(duì)“三和青年”家鄉的直接描述，讀(dú)者隻能在離家者的話語裏看到一個個模糊的影子。
一些青年在提到家鄉時，說自己在外面打工掙不到錢，回家十分丢臉，也不願意面對(duì)家人催婚的壓力。他們雖然人手一部手機，整日在手機上付費、休閑、搶“日結”，卻很少主動(dòng)與家人聯系，更不會透露自己的現狀。
在人力公司内看電影是三和青年的一種休閑方式
這裏頭，一個叫“廣西酒鬼”的人的經曆有一定的典型性。“酒鬼”結過婚，育有一兒一女，孩子由家中父親照料。他初中就辍學外出打工，資助弟弟、妹妹上學。現在，弟弟和妹妹在深圳都有瞭(le)穩定的工作，“酒鬼”卻過得相當落魄。他曾因飛車搶劫被抓，雖說家裏花瞭(le)僅有的十幾萬把他“贖”瞭(le)出來，但妻子從此遠走高飛，鄉裏人也都知道瞭(le)他的案底。來到“三和”以後，他除瞭(le)在工地做“日結”，就是喝酒、賭博以排解内心郁結。他的弟弟、妹妹就住在三和人力市場附近，但他從來也不向他們求助，他說，“有錢、有工作的時候什麽事情都容易辦，什麽話都可以說，混得不好瞭(le)，即使别人沒有嘲笑你，也總感覺自己失敗(bài)，沒有臉見人。”他從不回家，也是怕父親和孩子們看不起他，怕鄉鄰們說閑話。
田豐分析，“三和青年”是第二代農民工中産生的特有現象。相比於(yú)第一代農民工，這代人家庭負擔更輕，至少不是全家人的經濟支柱。他們中的很多人曾是留守兒童，家庭觀念淡漠，對父母在情感上並(bìng)不依賴。他們從小從網絡上看到城市人生活的狀态，對生活的期許更高，權利意識更強，對不公平也更敏感。一旦遭受不公，他們不會像父輩那樣忍氣吞聲，而是主動維權，但又缺乏維權所需要的手段，這就使得他們採用一種新的抗争方式：在大城市裏“混吃等死”。在書的前言部分，田豐寫道 ：“在訪談中，三和青年經常說的一個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願意被剝削、被克扣、被歧視。”
田豐和林凱玄都認爲，“三和青年”的成因是很複雜的，很難僅僅歸結到青年個人身上，這背後凝結瞭(le)經濟社會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際文化差異等多方面因素。城市無法落腳，家鄉也很難容納他們，這些青年的歸宿在哪裏？“豈不懷歸”，這個取自《詩經》的書名，表達(dá)的正是兩位社會學學者的追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