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後，世界格局呈現四個趨勢：全球化不確定性增多、技術進步、經濟有效調控難度增大 、大國博弈日趨激烈 。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瞭這些趨勢 。在此背景下，美國将中國列爲首要戰略競争對手 ，對華政策從“接觸”轉爲“規鎖”，力求将中國“釘”在價值鏈中低端。我們要繼續加強全球層面對話 ，充分利用現有多邊平台，完成數字經濟轉型和調整，不斷強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進入21世紀以來，兩件大事重塑瞭(le)冷戰後的世界格局：一是“911”事件，其影響主要體現在減緩全球化的速度和轉移霸權國家關注的問題焦點(diǎn)；二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其影響主要體現在大國實力對比和全球化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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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óng)2009到2019 年 ，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實力接近速度如此之快（從(cóng)35%升至66%），與其他強國之間差距拉大之明顯（中國與日本的GDP之比從(cóng)91%升至274%），在曆史上恐怕絕無僅有 ，“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出現動(dòng)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爲瞭(le)挽經濟大廈於(yú)将傾而施行非常規政策，在收到短期效果的同時，爲下一次危機埋下瞭(le)種子，那就是以“三低三高”（即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高債務 、高收入差距、高資産價格）爲特征的脆弱經濟。
四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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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gù)21世紀以來影響世界格局走勢的事件，我們可以判斷(duàn)未來一段時期 ，人類曆史進程的四種可能情形：
一是經濟全球化進程經過快速前行後，步入瞭(le)“崎岖路段”，風險上升，不確(què)定性增多，何時走出尚不清楚。其背後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之一便是經濟全球化的好處沒有得到普惠。
二是技術進步，特别是數字技術進步勢不可擋。經濟數字化進程開啓 ，並(bìng)影響到社會、政治以及國家安全。同時，對數字化世界的監管，尤其是國際監管标準確(què)立方面 ，存在明顯不足。
三是“三低三高”現象常态化，難以得到有效調控，成爲威脅世界經濟穩定增長(zhǎng)的“不定時炸彈(dàn)”。
四是大國博弈日趨激烈 ，美國霸淩主義、單邊主義加強，爲維護其全球霸權，竭力打壓被其視爲“挑戰者”的國家。其大背景在於(yú)，當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綜合國力對比發生瞭(le)深刻變化 。
愈發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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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帶來瞭(le)巨大的短期沖擊，使世界經濟陷入瞭(le)戰後最嚴重的衰退。盡管影響巨大，但本次疫情並(bìng)未從本質上改變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開啓的曆史進程，並(bìng)沒有強大到足以扭轉上述四大趨勢的程度，而隻是加劇、加速瞭(le)四大趨勢，加快瞭(le)現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化 。百年變局的兩大特征——“東升西降”和全球化趨勢，並(bìng)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
經濟全球化進程因疫情造成的生産鏈破壞而進一步受阻，並(bìng)強化瞭(le)本已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保護主義傾向。疫情造成的“居家防疫”和“保持社交距離”，爲已經如火如荼的數字經濟注入瞭(le)新動能。人類生活諸多方面已被數字化，這一過程具有不可逆性，勢必延續到“後疫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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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瞭(le)防止經濟衰退變成大蕭條，各國政府和相關國際機構均採取瞭(le)前所未有的擴張政策。在認識到這些措施的必要性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三低三高”組合随之得到強化並(bìng)把世界經濟推向更加脆弱的境地 。
策略轉變
在疫情期間，大國博弈明顯更加激烈。特朗普上任之初，所尋求的是大國政治的“零和博弈”，即“美赢中輸”，美國仍然要從中美博弈中“獲益”。而5月20日白宮發布的《美國對華戰略方針》卻表明，爲瞭(le)打壓中國，美國願意付出代價 ，決心與中國進行“負和博弈”，标志著(zhe)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曆史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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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将中國定義爲“首要戰略競争對手”，放棄瞭(le)過去40年來以“和平演變(biàn)”爲基調的對華“接觸”（engagement）政策 ，轉向以長期戰略競争爲基調的“規鎖”（confinement）政策。“規鎖”政策指美國通過運用國際、國内規則，力求将中國牢牢“釘”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
在這個過程中 ，美國将能夠利用的國際、國内規則發揮到極緻；對(duì)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規則，果斷(duàn)抛棄；在沒有規則規制中國的領域，則通過重新設立規則，鎖定中國未來的發展空間。
通過上述“規鎖”政策的實施，美國發起瞭(le)新一輪的高科技“冷戰”，意圖遲滞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最終使中國綜合實力增長受阻，屈服於(yú)美國霸權地位。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戰略打壓不斷升級，更具進攻性，嚴重破壞瞭(le)中美互信，使中美關系競争強度上升 ，不穩定性及不確定性增大。
擁抱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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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受到疫情影響而加速的全球四大趨勢，我們首先要加強全球層面的對話與合作，攜手抗擊新冠病毒這一人類共同的敵人，並(bìng)以此推動全球化朝著(zhe)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發展。
我們要充分利用現有多邊(biān)和地區平台，如G20、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行、亞洲基礎(chǔ)設施投資銀行等，提升主要經濟體政策協調水平，防控、化解金融風險，特别是各種債務風險，維持全球價值鏈完整與正常運轉。
我們要敞開胸懷擁抱數字經濟，順勢完成經濟及社會調(diào)整與轉型，探索反映各國訴求、兼顧個人權利保障和安全發展的多邊(biān)機制。
最後，也非常重要的是，隻有摒棄“零和博弈”，尤其是多敗(bài)俱傷的“負和博弈”思維，謹防國際經濟問題政治化，不斷(duàn)強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類才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