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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進行中，而這場大考結束後
，除瞭焦急地等待成績外，大部分考生和家長要過的另一關就是選擇心儀的專業和學校。前不久，教育部公布今年新增37個本科專業，進一步豐富瞭本科專業“菜單”。其中，工學類新增專業數量最多，爲14個，占比37.8%。
“近年來國家越來越需要高層次應用型創新人才，加強對這類人才的培養成爲一種趨勢。”中國科學院大學（以下簡稱國科大）副校長楊國強說。而這些新增專業也恰恰是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緊缺的專業
。
《中國科學報》記者發現，今年新增的37個本科專業涉及43所高校。實際上，在“雙一流”與應用型大學建設背景下，各級各類高校也自發掀起學科專業市場化改革熱潮。不過專家提醒，學科專業調整在以人才培養服務於社會發展需求爲基本目标的同時，也要滿足學生個體發展的需要，不可讓“一切爲瞭學生”成爲口号
。
工學類新增專業“一枝獨秀”
今年新增的37個本科專業涵蓋法學、教育學、曆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醫學九大門類。工學類新增專業在新增專業總量中占比最高，並非首次出現。
青島工學院經濟管理學院王建偉等人基於2013年至2018年我國本科專業調整的相關數據分析發現，除瞭專業增加速度遠超撤銷速度外，學科門類偏向性嚴重是另一特點，即工學類新增專業數量“一枝獨秀”。據統計，2013年至2018年工學類淨增專業數量超過排名2~4位的管理學、藝術學、文學三類專業的總和，占新增專業總量的37.9%。
江南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田賢鵬長期從事學科專業布局與調整研究。他對這一現象並不奇怪。“這種調整回應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需要，以芯片爲代表的高端制造業等領域急需高水平的工學類專業人才支撐，新增工學類專業體現瞭國家的戰略需求。”
不過，他同時指出，受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
，工學類專業近年來的報考熱度不斷上升，呈現出較好的市場預期。
“不要過於盲目，學生要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來選擇專業。”楊國強建議。在他看來，因爲喜歡，所以學習起來會更加輕松些。“特别是現在大學畢業後生活上基本沒有問題，個人的興趣和國家未來的需求在選擇專業時更加重要。”
曾有學者提出，“農學人才主要服務於第一産業，理工科人才主要服務於第二産業，人文社科及醫學學科的人才主要服務於第三産業”。結合我國近幾年第一、二、三産業的比重，王建偉發現，我國高校本科專業的結構調整與産業結構之間存在一定偏差，偏向於第二産業的專業淨增量占比偏高，而偏向於第三産業的專業淨增量占比偏低。
“這種結果的出現可能與國家戰略支持的産業集中於工學領域相關，也可能是由於第三産業所需人才學曆結構導緻的。”但王建偉認爲，這種産業結構與本科學科專業結構不匹配並不意味著當前本科專業結構不合理。
他預測，在未來各行業競争越來越激烈、人才需求必然升級的預期下，本科專業結構加大第三産業相關專業比重将是一種趨勢。
“從具有專業知識的第一、二産業的人才轉向第三産業工作相對容易。一些理工科專業出身的學生，經過一定的專業學習，往往在第三産業中體現出很強的工作能力。”楊國強補充道。
三重因素並非總一緻
在分析高校學科專業調整的影響因素時，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的“三角協調模型”提供瞭一個經典分析框架。根據該模型的理論觀點，學科專業調整受到國家意志、市場力量和學術權威的影響。
從我國近40年的高等教育結構調整曆史來看，市場力量的影響日益深入，成爲影響高校學科專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相關市場調研機構每年都會發布基於“紅黃綠牌”的專業分類，各專業在就業市場的表現對於學生的專業選擇、專業調整甚至會産生直接影響。
但是，市場力量並非“一家獨大”。
田賢鵬表示，實踐中，三重因素並非總是一緻的，而是始終處在動态平衡的過程中。此外，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時期、不同類型的學校
，影響其學科專業設置與調整的主導因素也會有所差異。
相關研究發現，相比於教育部直屬高校，民辦高校、地方高校更熱衷於申請新專業。
不過，萬變不離其宗。“學科專業設置與調整首先應當尊重知識演化規律和人才培養規律。”田賢鵬告訴《中國科學報》。他同時強調，學科專業設置與調整要避免過度行政化和市場化。
以市場化爲例，市場調節具有自身的内在局限性，主要包括自發性、盲目性和滞後性
。
田賢鵬解釋道，自發性主要體現在過度追求熱門專業，“一窩蜂”地新增同類專業，對此他特意提到瞭前幾年的法學專業和近幾年的人工智能專業。盲目性主要體現爲跟風而上，但火爆專業並不意味著火爆的市場需求。滞後性主要體現在人才培養具有周期性，且人才能力的效力發揮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短期看似乎有必要增設，但長期看可能就會有問題”。
尊重不同學科人才培養内在規律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越來越注重引導高校的内涵式發展，而分類管理被看成是内涵式發展的重要保障。
分類管理主要包括高校的分類管理和學科專業的分類管理
。前者包括對研究型高校與應用型高校的分類管理，二者側重點不同，學科專業設置與調整的主導因素也會有所差異；後者表現在不同學科專業具有不同的人才培養規律和知識生産規律，如哲學、數學、理論物理等基礎性學科專業與軟件設計、建築工程等應用性學科專業
。
“推進高校學科專業分類管理機制建設要體現這種内在規律性。”田賢鵬提醒道，同時還要避免标準化的“一刀切”。
此外，要充分發揮不同類型高校的功能和價值，滿足社會和個體在不同層面的多元化教育需求。
以國科大爲例，該校從2014年開始招收适當數量的本科生，進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爲此，該校探索出學業導師制、“三段式”培養方式、“科學家班主任+青年班主任”制度等具有自身特色的培養機制，先後推出瞭郭永懷力學實驗班、華羅庚數學實驗班、“一生一芯”計劃等。據悉，今年國科大新增心理學和人工智能專業，其中心理學專業招收理科的學生。
建立完善的學科專業設置與調整幹預機制也逐漸成爲呼聲。
“既要充分授權，同時又要科學監管。”王建偉說，“相關部門不能僅把監督的重點放在專業開設之前的資源配置，專業開設之後資源投入情況的監督也應同等重視。”
對於高校而言，端正設置與調整專業的動機更爲關鍵。
田賢鵬建議，高校自身要找準定位，確立自己的學科專業優勢，集中資源發展優勢專業。“不能僅僅停留在專業數量的增減上，要多從質量提升上下功夫，從專業建設方面加大投入，爲學校内涵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