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忠和他的馬。
李玉忠最近很少騎馬瞭(le) 。馬在棚裏閑著(zhe)，偶爾運些苞谷，它從來沒有這麽輕松過 。
過(guò)去四年，馬背上總馱著(zhe)藥劑 、疫苗、預防針或是高血壓藥片 。馬蹄踏過(guò)山裏深深淺淺的水塘，常常沾著(zhe)不少濕土。
雲南紅(hóng)河州元陽縣碧播村裏 ，上瞭(le)年紀的人都熟悉這匹馬以及它的主人李玉忠 。十多年來，村子隻有這一位鄉村醫生 。李玉忠要照看這裏2741人的健康問題 。馬是他出診的主要交通工具。
騎馬村醫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鄉(xiāng)村醫(yī)生。
20世紀80年代，李玉忠初中畢(bì)業回到村裏。父親癱瘓，母親偏癱，姐姐是殘(cán)疾人。李玉忠在家最常做的事就是去村衛生室，叫上那位年輕的女村醫來給家人看病 。
2003年 ，村民投票選他當村長，負責村子裏大小的事務 。去找村醫的路總是難走，一來一回，村裏的事兒、家裏的活兒都耽誤瞭(le) 。他開始自學醫學知識，幫(bāng)父母解決小的疼痛問題。2005年他有機會去州裏的衛生局學習瞭(le)一年。實習半年後回鄉時 ，村裏唯一的村醫辭職進城，36歲的李玉忠接替瞭(le)她的工作。
村醫要做的事情很多。打針 、輸液、處理打架村民的傷口……上瞭年紀的老人來不瞭衛生室 ，還得上門出診 。
碧播村緊鄰中越邊(biān)境，四周環山，寨子間相隔較遠，有的還不通路。要想到村民家，李玉忠得背著(zhe)藥箱翻過山頭。山路崎岖，七八公裏的路得走上兩個多小時。
通常 ，李玉忠會背上一個寨子裏需要用的藥品或是疫苗，這對體力是個挑戰。遇到雨季，路面泥濘不堪，稍不注意，會連人帶(dài)藥一起摔倒 。早些年，村子沒通電(diàn) ，藥箱裏的疫苗得不到低溫保存，隻能靠路上加速節省時間。
村裏的老人見他翻山越嶺不容易，建議他買匹馬代步。上世紀(jì)90年代，買馬是筆(bǐ)大花銷。
小馬駒4600元 ，接近李玉忠當時月工資的40倍，他找外出務工的朋友借錢買瞭(le)一匹。從(cóng)上馬到騎馬，村裏幾位有馬的老人都來“教學”。一米高的馬身，李玉忠學會瞭(le)踩穩腳踏，拉緊馬鞍再坐上去。
久而久之，寨子裏的村民聽到悠悠的馬蹄聲也能猜出個大概——李醫生騎著(zhe)馬來瞭(le) 。再後來，村子裏的人都稱呼他“騎馬醫生”。馬駒騎瞭(le)6年 ，馬腿跑斷瞭(le)一隻，李玉忠又借錢換瞭(le)匹大馬 。
大馬總是“養不熟”，李玉忠很無奈。一次去寨子給村民打預防針的路上 ，迎面而來的拖拉機加速聲讓馬受瞭(le)驚，擡腿朝著(zhe)牽馬的李玉忠踢瞭(le)一腳 ，害得他一瘸一拐地走瞭(le)好幾天。
去往村民家的路都是泥濘。
當村醫的15年裏，他出診的交通工具不斷疊代，但他始終把馬留著(zhe)。他念叨著(zhe)算瞭(le)筆賬：“馬買瞭(le)兩匹，摩托車騎報廢瞭(le)3輛，油箱報廢瞭(le)7、8個。”逢上下雨天，摩托沒法在泥路上加速 。雨後若遇到泥石流塌方事故 ，騎馬出診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
2019年村裏鋪上瞭(le)水泥路，他貸款5萬元買瞭(le)輛面包車(chē)，村裏那些需要轉診的病人都用這輛車(chē)送到上級醫院 。馬就被閑置瞭(le)。
身份難題
村醫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 ，隻要寨子裏來瞭(le)電(diàn)話就得出發 。
爲瞭(le)能接到電話，李玉忠拿出存款買瞭(le)部摩托羅拉，整夜開機。有一次淩晨一點，手機響瞭(le) ，哈尼族寨子裏的一位村民病瞭(le)。他背著(zhe)藥箱走瞭(le)一個多小時，去給病人打針。路上花瞭(le)将近3個小時，一針才收費3元。
錢不多，但心裏滿足 。李玉忠記得剛當鄉村醫生的頭兩年 ，隻要有病人打電話，自己就很激動。那是一種被認可、被需要的感覺。
當上村醫的第三年 ，最遠的那個寨子的村長打來電話，一位産婦要生瞭(le)。李玉忠沒接過生 ，他隻能求助鄉衛生院的院長，通過電話指導 ，幫(bāng)産婦順利産下一名男嬰 。
李玉忠行醫經曆豐富，但他也說不清自己到底屬於(yú)哪種類型的醫生 ，隻是以“赤腳醫生”自我打趣——這是“鄉村醫生”的前身。上世紀60年代，爲瞭(le)解決醫療資源匮乏問題，國家鼓勵醫療資源下鄉 ，爲鄉村提供基礎醫療體系。但由於(yú)當時醫學專業人才稀缺，隻能培訓一批粗通醫術的勞動者應急。
李玉忠說 ，當瞭(le)十幾年“沒有名分”的村醫，他從沒後悔過 。當村醫的第一個月，他領瞭(le)30元的工資，同鄉出去打工的兄弟一個月能掙180元 。妻子勸他也出去闖闖，他不幹，他對治病救人有著(zhe)“解釋不清”的熱情。
醫學知識都是在零星的培訓中積攢起來的。當上村醫後，李玉忠專門讀瞭(le)醫學中專。碰上公益機構開展的鄉村醫生培訓，他也想辦(bàn)法報名參加 。但他心裏清楚，即便有瞭(le)這些經驗，自己仍不是正規軍。
在全國 ，像李玉忠這樣的鄉村醫生有79.2萬名。他們身著白大褂行醫，承擔著農村常見病、多發病的診療工作。嚴格來說，“李玉忠們”是遊離於醫療體制之外、“半農半醫”的農業醫療從業人員。
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bào)告》中提到，村醫當中70%左右爲中專文憑 ，過半村醫沒有任何職稱(chēng) 。
“鄉村醫生健康扶貧”項目駐點隊員隊長郭帥跟村醫打交道4年，走訪過200多名村醫。他發現 ，近幾年考資格證書的村醫越來越多，但多在取得資格證書後就離開瞭(le)鄉村 ，轉至鄉衛生院或是縣級醫院工作 ，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齡超過45歲的村醫 。國家對於(yú)報考執業醫師資格證的年齡要求是35歲以下 ，留下的村醫大多過瞭(le)報考年齡。
盡管國家政策規定村醫爲鄉鎮衛生院的醫務人員，在收入、社保等方面應當享有穩定的保障，但實際情況不容樂觀 。郭帥告訴《中國慈善家》，絕大多數地區的村醫面臨著沒有編制 、沒有社保、退休後還是農民的窘境。
新華社援引基層(céng)醫師公社的調(diào)查數據顯示，隻有26%的村醫有養老保險，每月養老金額在100元~500元的占43.76%。還有19.82%的村醫每月養老金額在100元以下。
2021年，51歲的李玉忠交瞭(le)人生中第一筆養老保險金 ，一年自付4000元。按照雲南省衛健委的相關規定，到2035年底 ，雲南在崗鄉村醫生均按規定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對於(yú)李玉忠來說 ，一年4000元不是筆小支出。但他樂意掏 ，他相信隻要交夠瞭(le)15年 ，自己的養老金就有瞭(le)保障 。
“消失”的村醫(yī)
在農業社會，鄉村醫生曾是全村羨慕的職業。但如今 ，徘徊在醫療體制邊(biān)緣外的村醫已經吸引不瞭(le)年輕一代。
村醫當到第四年時，鍾麗萍發現身邊(biān)當村醫的同學大多走出瞭(le)村子。去年 ，鄰村要好的同學也辭職瞭(le)。“不誇張地說，一個人要完成一個團隊的工作量。”鍾麗萍理解同學的決定，村醫要做的事情特别多，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
鍾麗萍所在的鄉村衛生室。
鍾麗萍告訴《中國慈善家》，現在村醫不僅要給村民問診，還負責全村的公共衛生。2016年，國家衛計委（現國家衛健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文，提出到2020年力争實現讓每個家庭擁有一名合格的簽約醫生，每個居民有一份電(diàn)子化的健康檔(dàng)案 。
落實到鄉村，這就意味著村裏的幼兒健康管理、孕婦建檔、村民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醫統一收集信息，做好信息錄入工作，並定期去鄉裏、縣裏彙報 。鍾麗萍坦言，開會、做表之類的行政工作占據瞭村醫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今年25歲的鍾麗萍是雲南瀾滄酒井鄉岩因村的村醫 。起初是鍾麗萍的姨媽張惠仙在當村醫。2012年起，多地開始推行每一千名農村戶籍人口配備(bèi)一名鄉村醫生。岩因村1868人，需配備(bèi)兩名醫生。外面的人不願意來，張惠仙隻能叫回瞭(le)在縣城上班的侄女。在村裏，學過醫同時還懂少數民族語言的年輕人隻有鍾麗萍一個。
去年，張惠仙因爲要進城照顧長輩辭瞭(le)職，村衛生室裏隻剩下瞭(le)鍾麗萍一人。8個寨子裏的150餘位老人一個季度得上門随訪一次。6位精神障礙(ài)人士、5位糖尿病患者、131位高血壓患者，至少每個月上門查看一次。 沒通水泥路之前，村裏的路坑坑窪窪，遇到下雨，鍾麗萍如同騎在摩托車上冒險。一次她去寨子裏給村民量體溫，路上車輪打滑，人被甩瞭(le)出去，手臂上磕得全是血。鍾麗萍拍瞭(le)張圖，在朋友圈裏感歎：“爲瞭(le)使命，光榮犧牲瞭(le)。”
衛生室的工作也讓她焦頭爛額(é)。針灸、拔罐、開處(chù)方、配藥、盯輸液進度，有時候就得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技能。
村衛生室條件簡陋，設備(bèi)老舊，隻能看些小毛病。有一次，鍾麗萍給村裏發高燒的孩子打針，沒過幾分鍾孩子出現瞭(le)昏迷。“平時的培訓裏從沒出現過這樣的案例教學。”第一次遇到這樣情況的鍾麗萍束手無策，隻能反複用治療普通感冒的方法給孩子降溫 、打葡萄糖，所幸孩子最終蘇醒。她至今都覺得後怕，當時孩子的親戚圍在衛生室，七嘴八舌地責怪她醫術低，用錯瞭(le)藥。
此前一項關於(yú)村醫的調查顯示，很多村醫遇到感冒發燒，就給病人上“三素一湯”——抗生素、激素、維生素和鹽水。 衛生室七點半開門，但村民不管，偶爾不到七點就會敲響衛生室的大門。最多的時候一天30個患者輪番候診。“哪兒還有時間深造。”鍾麗萍歎瞭(le)口氣。
2020年12月，張文宏（左二）在雲南考察時與村醫合影。
“後(hòu)繼(jì)無人”
《2019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近5年，村醫數量在以平均每年5萬的速度銳減。
李玉忠也發愁：等到自己退瞭(le)休，誰來接替他的工作？受李玉忠影響，兒(ér)子女兒(ér)都選瞭(le)醫學專業，但沒人願意接父親的班，都選擇瞭(le)留在縣城的醫院裏。
這樣的例子“鄉村醫生健康扶貧”項目駐點隊員隊長郭帥走訪村醫時見得多瞭(le)，有人覺得村醫沒地位，還人覺得這份低收入的工作沒有前途。郭帥認爲，如果不明確(què)村醫的身份問題、提高他們的收入，這個行業很難注入新的血液。
目前鄉村醫生收入來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費、診療費以及藥品零差價銷售後的基本藥品補(bǔ)助。三部分都算上，鍾麗萍能拿到3000元左右，偶爾遇上“上級”發不出工資時，一月一發的工資自動改成瞭(le)兩個月一發。在同齡人裏，這樣的收入隻能算是中等偏下水平。
村子常年缺水，每天洗澡都是件奢侈的事。看著(zhe)同學都去瞭(le)城市，鍾麗萍也在猶豫要不要進城務工，選擇更好的工作環境。
但她也糾結，鍾麗萍說，村裏不通漢語的老人因爲溝通問題難以外出就醫，多是選擇在村裏的衛生室就診。逢到自己有事外出，衛生室關瞭(le)門，老人們就忍著(zhe)，等她回來瞭(le)再看。衛生室處理不瞭(le)的，就由她來對接上級醫院的轉診工作。
她還記得，一位等著(zhe)她看病的老奶奶握著(zhe)她的手叮囑，就算以後嫁出瞭(le)村子，也希望她能回到這裏當醫生。“如果我走瞭(le)，這裏更沒有人來瞭(le)。” 鍾麗萍說。
